当我们讨论“国家宝藏”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新华网北京12月28日电(聂晨静)12月以来，有着中国版“博物馆奇妙夜”之称的《国家宝藏》持续刷屏，网友纷纷表示又燃又感动，“笑着笑着就哭了”。

　　然而，与节目中各大博物馆所展示的“国家宝藏”相比，现实中，还有更多的“国家宝藏”仍然躺在960万平方公里已知或未知的角落里。它们与盗墓贼之间，或许只差一个盗洞。据统计，2014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年均2000起文物犯罪案件被立案，其中，盗掘古墓葬、古遗址案件占了一半以上。

　　打击文物犯罪，国家在行动。今年7月31日、11月10日，公安部罕见地连发两批A级通缉令，对总共20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进行公开通缉。A级通缉令的威慑力是强大的，综合新华社报道，目前至少已有17名在逃人员到案。梳理发现，这些人里半数以上为主动投案，其中2人在通缉令发出次日选择了自首。

　　就在《国家宝藏》节目播出前五天，11月28日，公安部第二批A级通缉令上的在逃人员于才，在陕西淳化县被抓获。于才曾多次在西安灞陵盗掘古墓葬，并将大量珍贵文物倒卖国外，系公安部挂牌督办的“7·20”陕西淳化系列盗掘西汉古墓葬案嫌犯。

　　在公开报道里，“7·20”案是今年破获的最大盗墓案，共涉及96起文物案件，1100余件文物“上交国家”，追缴的西汉鎏金编钟、琉璃发簪世所罕见。

　　伤痕：盗洞可以填回去，然后呢？

　　新华社一篇报道中曾提到，在陕西秦雍城遗址，一位秦国国君的墓葬区累计有270多个盗洞，这些大大小小的盗洞来自多个朝代，算下来，自这位国君下葬后平均每10年就会被一个盗墓贼“探望”一次。

　　在公安机关公布的盗墓大案中，很多案件侦查的起点，也都是盗洞的发现。盗洞是盗墓贼出入墓葬的通道，也是盗墓行为存在的直接证据，因此有不少人会将盗洞掩埋，以掩盖犯罪痕迹。

　　10月份终审被判死缓的姚玉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盗墓案——公安部部督2015一号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系列案件头号主犯，盗墓界人称“祖师爷”。媒体报道，姚玉忠有一个“高明”的细节：盗墓时带一包草籽，临走回填盗洞，撒下一把草籽，用不了多久，挖开的土上就长草了。

　　盗洞可以回填，但被破坏的墓葬与遗址，真的会像伤疤愈合一样没事了吗？

　　在考古专家眼中，盗掘一座古墓，不光文物被盗，还会破坏墓葬中原有的层位、器物的共出关系及其携带的各种文化信息，而这些恰恰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依据。盗墓，对于研究文物及其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是巨大的灾难。

　　威胁：“开着汽车”的盗墓贼VS“骑马骑车”的执法者

　　近几年来，文物价格不断上涨，在“一夜暴富”神话的刺激下，文物盗、贩逐渐形成了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从最初的盗掘者，经四五个层级转手，一件文物最终价格可翻至百倍，每一环节都有利可图。

　　一方面，盗墓集团化、职业化、智能化趋势增强。纵观几起盗墓大案，不乏具备较高专业知识的“摸金校尉”，他们专门研究古墓葬分布，密切关注考古动态，往往是“考古队前脚勘探结束，盗墓者后脚就赶到”。

　　微光夜视仪、军用望远镜、三维立体成像仪、金属探测器……不少盗墓贼“武装到牙齿”，相比之下，文物的防盗设备却是面临着老化、失灵的困局。这种对比，在一些边远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媒体将其形容为“骑马骑车的执法者和开着汽车的盗墓贼”。

　　另一方面，基层文保人手紧缺、职业素养不足，与日益繁重的田野文物保护任务不相适应。以盗墓贼经常“光顾”的皇陵为例，大到几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的面积，主要靠文管所工作人员的日常巡视，而文管所往往只有三四个人员编制，难以做到有效保护。即便有群众文保员的“千里眼”“顺风耳”，面对海量的古墓葬以及狡猾的盗墓贼，这些人手也远远不够。再加上监守自盗、“内贼”引路等问题，当前文保工作更是面临重重挑战。

　　此外，在盗销全球化的趋势下，文保工作还面临着另一个严重威胁——被盗文物加速流失海外。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164万件中国文物分散在全世界47家博物馆，而民间收藏数量是其10倍之多。怎样才能堵住这些文物流向海外的通道？这些流失文物，如何才能尽快追索回国？

　　攻守：合力之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11月16日，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上线，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已搜集了2000余条被盗、丢失文物信息数据，并在平台发布了207条文物信息，之后还会分期分批发布。公众如获悉有关线索，可在平台直接进行举报。同时，这些文物信息发布后，也会上传到国际刑警组织的被盗艺术品数据库，如果在国外发现了相关的交易活动，根据国际公约，我们就可以主张权利将它追索回国。

　　盗墓与文保，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攻守战”中，尽管魔高一尺，我们也是道高一丈。

　　为了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管理好、守护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全面提升文物安全管理水平。“两高”还颁布了《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文物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更加细化完善。

　　针对一些重特大文物犯罪案件，公安部采用了挂牌督办、直接指挥的形式，加大打击力度。今年6月至8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挂牌督办了一批文物大案。

　　针对文保监管力量不足的问题，在人防之外，也加强了技防。比如，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技术，对文物实施监测，覆盖一些只靠文保人员走不到、看不到的地方。

　　在这场“猫鼠游戏”中，怎样保护更多的“国家宝藏”？

　　虽然打击力度不断增大，但文物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甚至有盗墓贼形容，在盗墓案件高发的陕西，盗墓就像“赶集会”。要斩断伸向地下“国家宝藏”的黑手，必须出口与入口“两头堵”。

　　首先要“堵”住盗掘文物销赃渠道。从报道来看，透明度低、流通性差的私人博物馆，往往是盗墓贼理想的销赃地，而目前我国对于私人博物馆收藏文物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因此，必须对私人博物馆实行更严格的准入制度。

　　需要警惕的是，文物收藏与公职人员的贪污腐败之间，还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反腐重拳还需加强。淳化“7·20”系列盗墓案警方通报中，就有甘肃、河南两省政协委员利用私人博物馆参与倒卖文物，其中一人外逃后仍逍遥法外。

　　其次，打击文物犯罪的同时也需要主动预防，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值得欣慰的是，当一部以文物为主题的节目引起大众广泛讨论时，也意味着我们正在做这件事。

　　文物是中华文明、中国革命的精神标识和文化标识，是国家象征、民族记忆的情感依托和物质载体。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守护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文物背后遗失与守护的故事，与燃起的自豪感一同被唤醒的大众文保意识，正是当下各种“文物热”现象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