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

　　■本期主持：曹大为（中国长城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本期主题：长城的历史定位与文化意义

　　主持人语

　　近日，历经十年编纂而成、首部全面记述和研究长城的大型史志体著作——《中国长城志》出版发行，为说明长城在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提供了文献依据，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长城及其文化意义的广泛关注。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的长城积淀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因视角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心目中的长城所象征的意蕴有着较大的差距。研究和阐释长城的历史定位与文化意义，既可以从欧亚大陆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冲突与融汇的宏观视角出发，也可以对一些具体问题作微观探讨，而从长城两边的普通人怎么想，怎么做，他们如何评价长城等新的视角切入也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认识和思考。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人类历史上众多辉煌的古老文明正是在“蛮族”铁骑的冲击践踏下轰然坍塌，烟消云散；而唯独中华文明从未断流，历经数千年兴衰起伏绵延不绝，至今焕发着蓬勃生机。其间几乎和秦汉大一统国家同步横空出世的长城，在巩固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千秋大业中发挥了深远影响。

　　护卫中原文明的战略屏障

　　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北方广阔草原适宜大规模游牧，农牧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环境既利于不同民族之间互补交往，也容易产生对峙摩擦。自从因发明辔具而有可能组建富于高度机动性的骑兵队伍之后，游牧民族便如虎添翼，在相当长的历史年代对农耕民族保持巨大军事压力。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原王朝无力耗费巨大国力去控制北部辽阔的荒漠与草原，而又不得不随时提防游牧部落南下劫掠。广筑边墙在中国古代大多数历史时期便不失为一种实际有效的对策，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依据。

　　长城在攻防战役上发挥的军事效应显而易见。游牧民族马上作战聚散自如，尤其在开阔地带纵横驰骋，犹如草原旋风，其势难挡，但攻坚步战则非所长。横亘在骑兵面前突兀而起的城墙迫使其弃长就短，优势荡然无存。明人尹耕总结时人御边实践所做《塞语》称，“长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举之莫能犯也，大举之易于调伏为应援突击也，虏虑归之难而不敢深入也”，以此批评“议长城之无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

　　事实上，几乎历代中原王朝都面临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战国时期秦正是在依托昭王构筑的长城部署少量兵力稳定住北部边疆的前提下，方有可能调集大军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秦统一后进一步“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新书·过秦上》）。汉初中原人民经常或被“杀略”，或被俘“以为奴婢”，被掠财物“岁钜万计”（《汉书·匈奴传》）。直至汉武帝“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汉书·匈奴传》）。此后北匈奴长期受到长城军防遏制。公元89年窦宪率军出塞大败匈奴，北匈奴主力退出漠北高原向西远遁，由此引发欧洲民族大迁徙，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对欧洲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而南匈奴归附汉廷，定居于北边八郡，逐渐转向农耕生活，融入汉族之中。明嘉靖年间蒙古贵族屡屡驱兵南下，“前后杀略吏民剽人畜以亿万计”（《明史纪事本末》卷60），边民“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中原亦且敝矣”（《明穆宗实录》卷59）。后经戚继光等人十数年整饬，北边“二千里声势联结”，“精坚雄壮”。如清魏源《圣武记》所盛赞的，“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于今受其赐”。

　　即使在某些历史时段长城一度被攻克，凭借长城展开的坚强抵抗也有利于迫使游牧民族放弃落后统治，加快征服者被先进文明征服的进程。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在走出呼伦贝尔草原定都平城，转而面对北方柔然袭扰之际，他们依据跨越长城前后攻防转换的切身体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构筑长城抗御的方略。423年“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魏书·太宗纪》）。在控制住北部局势的同时，北魏加快了统一北方的步伐，顺利实施均田制、租调制等制度创新，并迁都洛阳，推行礼仪制度、社会习俗改革，禁止在朝廷使用鲜卑语，规定官员必须穿戴汉服，改鲜卑姓氏为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北魏跨越长城的文化变迁，对促进北朝民族大融合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确如孙中山所说，“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之时代矣。如是则中国民族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种族也”。

　　开疆拓土与开放交流的坚实后盾

　　长城在军事上并不只是具备防御功能。当中原王朝转入战略进攻态势时，烽燧亭障随着前锋兵马的挺进而向前延伸，在步步为营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同时，又提供交通供给之便，为新的拓展奠定坚实的基地。汉武帝派李广利征讨大宛，首战即因后援不继，“不患战而患饥”，招致惨败；《汉书·西域传》称“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如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所指出的：“在西汉势力向西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绝域中列置亭障具有关键意义。”英人斯坦因在西域实地考察之后也认为“汉武帝的长城用意乃是作为大规模的前进政策的工具”（《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4页）。秦皇汉武无不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胜利的同时构筑长城，都表明这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潜藏着进一步攻击手段的战略措施。

　　纵观中国古代北部边疆开拓发展的历史，中原文明波及之初大多与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建设密切相关。构筑、护卫长城防线，包括修筑交通网道，开设马市贸易，刺激了边地经济发展。“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隋书·食货志》），屯田实边、辟置郡县基本上以长城为轴心或以之为后盾向外辐射扩展。秦汉军屯、民屯分布范围遍及北部诸多战略要地。裴骃释“北假”地名曰“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人，故云北假”（《史记·匈奴列传》集解），证明当地同样在推行租佃制生产方式。数以百万计的屯垦军民运用中原带去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组织经营方式，累世艰苦开拓，初步建立起鄂尔多斯（时称新秦、新秦中）、河西等新的经济区。所谓“新秦”，带有“新富贵者”的含义，西汉时业已“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涌现出“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史记·货殖列传》）的塞外新贵；五原、北假等地更被开发成“膏壤殖谷”的重要产粮区。

　　《明史·方逢时传》所载“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便真实体现了长城边防与屯田实边、交通网道、互市贸易之间环环相扣、相辅相生的辩证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城确实发挥了播撒先进文明、促进北部边疆经济开发、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线作用。

　　西汉在西域构筑烽燧亭障的另一重要目的还在于开辟与西方交往的通道，“以通西北国”（《史记·大宛列传》）。所谓“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在塞外烽燧亭障提供的食宿、交通及军事保护下，一年之中“使者十余（辇），少者五六辇”，往来“相望于道，一辇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史记·匈奴列传》）。逐渐形成后人称为“丝绸之路”的经河西走廊、沿天山南北两路、越葱岭、西达大秦（罗马帝国）的陆上通道。

　　五胡十六国以降二百多年，东西经贸通道为长年战乱所阻断。隋统一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了丝绸之路。隋炀帝607年北巡，凿太行山“以通驰道”，并“开直道九十里”。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裴矩受命“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记载了纵横近二万里“发自敦煌，至于西海（今地中海）”的三条道路。608年炀帝出塞巡长城，再“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他在《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中坦陈，悠悠行万里“横漠筑长城”，是为了“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609年炀帝西巡河右，大破吐谷浑，“男女十余万口来降”；同年，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地。隋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大开屯田，扞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资治通鉴》卷181）。

　　在汉代开辟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和隋代重开丝绸之路的进程中，长城绝非阻断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障碍；相反，正是“旷哉绝域，往往亭障”（《史记·大宛列传》索引·述赞），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使1世纪以来中国的西北边疆成为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多元文化与中华文明交汇的前沿。

　　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好解决了农牧民族之间的碰撞交融问题。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互相联系交往是北部边疆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出现和平交往的局面。游牧民族在军事上无法彻底取胜，经济上又迫切需要换取农耕区产品以补自身单一经济不足，有可能出现较为长期稳定的和平交往局面。

　　以巩固长城边防为后盾实现的和平互市往来，对匈奴邻近长城谓之“瓯脱”的半农半牧过渡地带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使北部边疆面貌焕然一新。汉武帝初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和亲使者“教单于左右疏计，以计课其人众、畜物”，“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汉书·匈奴传》）。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鄯善王主动提出“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其时自鄯善以西至且末七百二十里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汉书·西域传》）。“瓯脱”地带长年胡汉杂处，自然为北方民族向农耕生活转化架起了桥梁。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书·匈奴传》），往往“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南匈奴传》），获得大量生活、生产必需品的同时，刺激了本身畜牧经济的发展。以“汉所余，彼所鲜”（《史记·刘敬列传》）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区受益匪浅，“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盐铁论·力耕》）。汉初牲畜奇缺，至武帝时，长城以南，“滨塞之郡”，已是“马牛放纵，畜积布野”（《盐铁论·西域篇》）。大批畜力投入农耕、交通运输，提高了中原地区社会生产力。明隆万年间“外示羁縻，内修守备”，促成隆庆和议后，仍将“城堡及时修并，边境之险渐次可复”列为“所当修备”的“四要”之首（张居正：《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明蒙之间得以长期和平交往，遂使“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张文忠公全集·行实》）。蒙古在长城沿线边外也发展起众多耕牧交错、汉蒙杂居的“板升”聚落。边地“上谷至河湟万里”，也都“居如渚，行如家，举沙碛而黍苗矣”（《国榷》卷5）。汉蒙双方开设官办贡市、关市、马市之外，民市、月市、小市等民间私人交易也很活跃。据万历《宣府镇志》记载，昔日满目萧条的边塞重地张家口很快发展成“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的商业巨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陈仁锡：《无梦园集》卷2）。蒙古地区的农业取得较大发展，“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葱、韭之类“种种俱备”（《宝颜堂秘籍·夷俗记》），单一畜牧经济结构逐渐改变。经蒙汉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丰州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明穆宗实录》卷23），俨然成为蒙古地区颇为繁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蒙汉双方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进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呈现“胡越一家气象”（黄景昉：《国史唯疑》卷8）。汉族“边人大都五分类夷，五分有京师气习”（戚继光：《陈边情及守操战车》），甚至“华人入外夷”（郑晓：《皇明四夷考·序》）成风，万历年间乃有“汉夷”之称（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2）。蒙古族亦渐习华风，“喜见车书同”（方逢时：《塞上谣》）。历配三王、掌兵柄、主贡市的“忠顺夫人”三娘子，平日就爱穿大红彩缎妆狮子汉服，十分钦慕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以至“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1）。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有其多方面的内在动力与原因，既表现为经济上内地与边疆相需相靠、联为一体，也体现于民族关系上和平往来、融洽相处，包括文化和习俗心理上相容认同。只有出现“边人大都五分类夷”和“求再生当居中华”这种趋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样塞外游牧经济与江南商品经济千丝万缕般联系在一起，才能使辽阔北部边疆真正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极为重要的方面，长城发挥了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

　　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的长城积淀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因视角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心目中的长城所象征的意蕴并不那么一致是十分自然的。在不同时间场合针对不同问题用长城作类比时，有时也会成为两种截然相反的象征。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是针对筑城过程中蔑视百姓、酷虐催逼的暴行而发，并不牵扯到对修城御边是否必要的评价。众多研究成果已经证明，长城与封闭、保守、退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它既可以是“限隔华夷”（《大学衍义补》卷150）、自我封闭的壁垒，也可以作为向外开拓进取的桥头堡。“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开放革新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史记·匈奴列传》）。对于古代高明的政治家来说，长城从来不是“限制文明空间的环”。他们运用这道军事防卫线和经济、文化会聚线，巧妙地控制、调节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把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大缩短了边疆与内地的距离和农牧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这条播撒先进文明的文化带，有效地促进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和国家统一富强。历史上匈奴、乌桓、鲜卑、突厥、柔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沿着长城带与汉族汇聚交融，源源不断注入草原文化新鲜活力。万里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标识。

　　（作者：曹大为，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