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卷《从维熙文集》出版 作家不计私利笔杆才能硬

　　“你是《北京日报》哪个组的？”作家从维熙今年已经85岁高龄，一听说他曾经工作过的《北京日报》要来人采访，他破例满口答应。这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极少接受采访，与文坛也刻意保持距离，但始终对《北京日报》充满了特殊情感。这次独家专访缘于近日《从维熙文集》的出版，当从维熙翻开老相册，淡然、平静地讲述往事时，独特的人格魅力也扑面而来。

　　忆往昔

　　三本书曾获6000元稿费

　　在从维熙的老相册里，他60多年前在《北京日报》时的照片，文艺范儿十足。他身着中山装，脖子上系着围巾，眼神清澈，青春昂扬、意气风发。

　　从维熙充满感情地回忆说，1953年自己在《天津日报》发表了一些作品，后被《北京日报》文艺编辑、诗人晏明看中并向报社推荐。当时的《北京日报》副社长周游十分爱才，直接一纸调令，1954年将从维熙调来《北京日报》当编辑。“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土地、庄稼垅、谷子、高粱、大豆、野花，我愿意钻到那里面去生活。”他说，即便是在文艺组当编辑，不仅申请去农村组采访猪倌等，还两次申请到北大荒采访，并发回了大量报道，“我的中枢神经就通着大地呢。”

　　也正是那几年，从维熙开启了出书模式。他于1955年出版有生以来首部作品《七月雨》，1956年至1957年，又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从维熙笑言，那时候行政级别不高，一个月69元工资，但这三本书他就拿了6000元的稿费，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他特别补充说，当年作家刘绍棠就用2400元，在北京光明胡同购置了一所独门独户的三合院。“当我后来身陷囹圄，家中抛下的老母和幼子，在20年沧桑岁月中，这一老一小不能喝西北风活着，支撑他们活下来的支柱，主要靠这笔数目可观的稿费。”

　　好景不长，从维熙的灾难也跟着来了，1957年他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那个周一的早晨他命运的轨迹从此改道，20年的劳改生涯开始了。他称是“从九霄云天折到社会谷底”。

　　但也正是由那三本书打头，从维熙的写书生涯艰难地延续下来。在从维熙的电脑里，他用五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了60年创作的作品目录，共有71部，其中最早推出的是《七月雨》，最晚推出的正是《从维熙文集》。而正对着电脑屏幕的书柜里，整齐摆放的是他这一辈子出过的书。

　　从维熙不知道自己这辈子准确的作品字数是多少，他说，800万字总该有了。此次推出的《从维熙文集》有14卷，540万字，包括长篇小说卷5种：《北国草》《断桥》《裸雪》《酒魂西行》《南河春晓》，中短篇小说卷5种：《大墙下的红玉兰》《浪迹天涯》《雪落黄河静无声》《鼻子备忘录》《伴听》，纪实文学、散文卷4种：《文海泅渡》《人在途中》《人文拾荒》《文学织梦》。

　　看今朝

　　晚年最珍爱童真纯洁之作

　　在从维熙的老相册里，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四样东西：他结束劳改生活后，难以割舍的20年冰雪驿路上用过的铁锄、扁担、镰刀和当“煤黑子”时用过的榔头。

　　这四件珍贵之物，至今还放在从维熙家的阳台上。面对它们，从维熙心如止水，“我在失意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产生过悲观的念头，这是我自己赞美自己的地方。”

　　对他来说，曾经的7000多个苦难的日日夜夜，早已化成了一笔精神财富。“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怎么能写这么多书。”他说，有时候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就忽然想到过去拉砖车的日子，一车砖200多斤，走上坡路一定要使劲跑，“到底是哪个舒服，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瞬间就轻松多了。”回忆过去，再对照现在，让从维熙变得轻松，这也成了他的晚年幸福生活的一大法宝。

　　从去年开始，从维熙开始梳理自己一生创作的作品，他和夫人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完工。他坦言，进入晚年后，不再愿意重温沉重题材的作品，他最珍爱的反而是青春、清纯之作。“那就是最纯洁、最青春化、最毫无历史灰尘的《裸雪》了。”

　　从维熙说，这部作品写他小时候和同村小女伴小芹玩的事情，他们曾两小无猜地涂指甲草、玩过家家、钻秫秸垛、拜城隍庙、埋香枣花、捉蝈蝈、与大山对话，这种满载童真、童趣的嬉戏到了晚年更触动他。“我于1946年从河北玉田农村到北平来求学，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他至今记得，从村子走的那天，小芹送他，久久站在山坡上目送他远去的那一幕。

　　从维熙说，他夫人看了《裸雪》也觉得非常清纯。多年后，他和夫人一起回到故乡，打听小芹的下落，“我们找女孩的妈妈，问小芹到哪里去了，她妈妈说，因为难产死了。”在沉重回忆和清纯之作中，从维熙坦言，他的晚年精神生活很充实，很享受这个状态。

　　念故人

　　至今想起刘绍棠依旧悲伤

　　“啪”的一声，从维熙坚定地按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烟。他赶紧申辩说，夫人只批准他每天抽三支，这是在每日许可范围之内的。他指着多年前他和刘绍棠合影的照片说，“这是刘绍棠，多好啊，这两个人。”

　　从维熙清楚记得，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递给他一支烟，从此他与烟结缘，更与刘绍棠结下最深厚的情谊。从维熙和刘绍棠早年都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文章，都是“荷花淀派”代表人物孙犁的学生，两个少年长期互通书信。两人是在《新民报》副刊的一次集会上首次相见，那一年，从维熙19岁，刘绍棠只有16岁。

　　至今想到刘绍棠的离世，从维熙依旧满怀悲伤。1997年3月，刘绍棠弥留之际，不能再讲什么话了，却让家人打开抽屉，将剩下的几条烟都让老友带走，权当最后的诀别。“他走了以后，我到他墓地献花泼酒，他的墓曾在运河滩上，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经历过中国文坛的风风雨雨，从维熙说，他与《天云山传奇》作者鲁彦周、《甲午风云》编剧叶楠，以及邵燕祥、刘心武的文学思路更接近。从维熙最不耻的就是文坛小人，对于为自己牟私利的这类人，他从不客气，甚至会“铁门拒绝”，将来访者毫不客气地挡在家门外，“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心胸应该开阔，为人应该正直，不从私利着眼，笔杆才能硬。”

　　“我一无金银可挥，二无才情可以浪掷；我的生活体察和感情积累，不允许我‘玩弄文字’，只允许我向稿纸喷血。”从维熙说，他文学生涯最敬重的是八个字：以真为魂、以史为镜。他对苦难的书写都是真实的，不会放大，也不会刻意隐瞒什么。

　　眼见自己很要好的老朋友大部分都走了，从维熙更对生死早已看淡，他一边珍视健康，一边豁达开朗，“上帝什么时候挥手，我后边就跟他走，鼻饲、插管一律全免，我不受那个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