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敬生活的诗歌
陆庆屹用两个胳膊把奖杯紧紧搂在怀里,“这个片子应该我爸我妈获奖”,他将长方形的奖杯高高举起,声音哽咽,“因为我爸妈比我有……用板砖拍碎一切困难和桎梏的勇气……”
仅仅一分半钟的发言,台下不断传来鼓励的欢呼声。陆庆屹的作品《四个春天》从5部提名作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12届西宁FIRST电影展的最佳纪录片奖。
片子的主人公是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导演的父亲陆运坤和母亲李桂贤。自从2017年年底第一次点映以来,《四个春天》便不断收获好评,豆瓣评分达8.9分。一个月内,标记想看的人数从4000涨到了15000,“浪漫的父母”“忍不住泪崩”“动人的家庭”,陆庆屹用4个春天的时间,记录下年迈双亲的点滴日常,凝聚成了一部105分钟的家庭影像。
影像初始,镜头就将观者拉入了遥远的黔南。
“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宽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传入耳畔的,是妈妈清脆动听的《青年友谊圆舞曲》。此时正是腊月,北方仍然严寒,贵州独山县已有春的气息,陆家一行人沿着水堤陆续向前,两侧是乡村的远山近水。
终于到家了,老妈妈对着铁桶吹起了火,楼上不断传来老伴陆运坤的笛声,桶顶的白布依稀透着热气,一掀开,露出红亮色的香肠。这是本地做法,铁桶下面阴燃生烟,把香肠挂在铁桶顶部,盖上蒙布用烟熏制。
又是一年春节。陆庆屹和哥哥都在北京工作,特地赶回家里过年。
父母将提前做好的年夜饭摆满桌。不断有亲邻来家做客,老人们当桌唱起了山歌,又有乡邻送来一株腊梅,伴随噼里啪啦的爆竹声,“闹热”得很。
这些都被做自由摄影师的陆庆屹框进了相机,他将故乡的山水和亲人定格,在豆瓣上形成了一本不断更新的活相册。陆庆屹说,以前每年春天,妈妈都会到县城,请照相馆里的人给家里拍照,“他俩结婚的时候,连一口锅都没有的情况下也会去拍照片。”如今,这项工作很自然地由他接过来了。
陆庆屹说,自己习惯了用照片记录生活,从没有想过要拍纪录片。最初想到用视频的方式记录父母,是在2013年。
那时,他在豆瓣写了一篇名为《我爸》的文章,里面记录了一位会在每天睡前为家人开好电热毯、会偷偷洗碗、会玩20多种乐器的爸爸。发布后,一夜之间,多了7000多个关注,有成千上万条点赞和留言,全都是善意的祝福。陆庆屹说,这使他开始重新审视,一直以来历经的很普通的生活,“就那么动人吗?”
“我当时想,照片毕竟是一个定格的瞬间,我更想把一些动人的片断记录下来。”陆庆屹说,他开始想到给父母拍视频。这一拍,就是4年。贵州的春季长,每次回家,陆庆屹常常在家待到四五月。
片子里,所及之处都是自然。
“燕子又来了”,父亲欣喜地跟老伴说。
“到时候全飞走,你还不是又要灰心好几天! ”母亲笑道。
采野药,挖蕨菜,登山踏青,两位老人相互剪发逗乐,信手拈来的歌曲不断从母亲口中唱出,伴随着父亲不断更换的乐器。一场其乐融融的生活图景徐徐展开。
“这些镜头我拍了很多很多”,陆庆屹说,最终的视频素材有250个小时,初剪版本长达5个半小时,“太多东西舍不得、放不下,需要其他人来帮我筛选。”
朋友们给了陆庆屹很多后期制作的建议,艺术家刘耀华与陆庆屹住的地方仅相隔一条巷子,两人常在一起讨论至深夜。“片子里有一种无尽的真实和真诚”,被片子脱离工业气息的情感气质打动,刘耀华觉得,第一场放映一定要找一个“调性高的地方”,他联系朋友,安排片子在北京798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免费放映,“来的人多到将二楼、楼道都坐满了,还有的人在门口站着”,能容纳160人的场厅最终坐了190人。
放映结束后,有一位小女孩说,“这个电影我不敢让我的爸爸妈妈看,我妈妈看了会特别嫉妒陆导的妈妈,我爸爸看了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屏幕里,父亲跟母亲总是在一起。广阔的山地一望无际,妈妈走在前面,摇晃着登山杖载歌载舞,父亲紧随其后,笨拙地学着。陆庆屹说,爸爸总是自然地走在妈妈的身后,“有他的保护,她一辈子都是安全的。”
无尽的风声、水声、花鸟风浪声,令人置身于遥远静谧的乡村,获得充沛又鲜明的时间感。这种缓慢的节奏在影院里达到最集中的体验,“仿佛自己经历了一次那种生活”,刘耀华说,人们对《四个春天》的共情有着当前城市与乡村翻天变革的大背景,原始野趣的乡村图景与软濡的亲情成为城市观看者最向往的生活,而当下的远离,几乎是现代人无法选择的宿命。
片中,母亲悄悄将陆庆屹拉到一边,拿出自己做好的小小的红色虎头鞋,含蓄地表达希望儿子早日成家生子的渴求。送别大儿子时,父亲把零钱提前给司机付好,看着远去的出租车黯然惆怅。这些几乎存在于中国万千家庭的真实情景,展现在荧屏之上,让观众看到当游子离去后,身后父母的泪影。
有人评论,这是“别人家的父母”,甚至有人想和片中两位老人生活一段时间——尽管这其中很多是大多数为人子女者都曾浸润过的真实日常。
陆庆屹说,可能现代人总是会过于沉迷于自己的世界,忘记多关注周边的人和生活。陆庆屹今年45岁了,镜头前言语温和的他也曾是叛逆少年。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对子女期望很高,管教也严苛,父母希望他能好好学习,他却故意将成绩考差,“就是叛逆,还很开心。”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15岁,他离家出走,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
仿佛不曾在这里生长过一样,少年的离去如此决绝果断,选择以青春为赌注和过去告别。
哥哥陆庆松当时在清华大学教音乐,他介绍好朋友教弟弟画画,买《漂亮朋友》《梵高传》给他看。远方的父母终于给了儿子充分的自由,只是寄来书信,询问温饱问题,“吾儿庆屹……有困难跟爸妈说,我们身体都好,勿念。”
多年后,陆庆屹才明白那些年里父母所遭受的累累惊扰,他在一篇日记里写道:现在的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自己有天下最好的父母,这种认识对当初怀着恨意和失落诀别家乡时的我是无法想象的。
有人留言,“都有年少轻狂对父母不敬的时候,只有与他们分别很久才时而觉得内疚。”似乎只有时间具有这样的能力,能让世俗中的游子们看清楚曾经忽视的美好与珍贵。
有人看完《四个春天》,在短评里写,“看完回家,放下包抱着妈妈哭了一会儿。”有人说希望春节的时候多拍一下自己的家人。
《四个春天》成为一面镜子,给观众带来反观式的情感思考和家庭审视,在刘耀华看来,这正是艺术存在的目的,他认为,能跳脱出来审视父母的关系,是一种能力。
对陆庆屹本人来说,当超脱于家人的身份审视这部作品时,他发现自己对父母又有了新的认识,情感的联系更紧密了。他看到的,都是父母对这个世界的爱,“我更喜欢他们了。”
他说,“和他们在一起吃饭都很美。”
朋友们说,陆庆屹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天真,“天生是个艺术家。”他会在凌晨3点去房顶拍天空,会不厌其烦地拍花草,这种与生俱来对生活的细腻感知也许来自家庭传承。陆庆屹说:“家庭是有一个整体的精神烙印在的。”在自己深陷泥潭的时候,总是感觉有一个精神力量约束着自己,“不让我往下滑落。”
今年春节,制片人赵珣把片子拿给自己的爸妈看,“父母老说,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让他们也看看别人家的父母。”从春节到现在,她的爸妈组织了一个12人的团队全国旅行,“折腾了4趟。”爸爸以前在家拿着平板电脑玩斗地主,现在天天想和妈妈一起出门,“我太知道,他被这个片子影响了,他自己不认账。”
赵珣说,在看《四个春天》之前的两年,自己不断接触到死亡,“一年送走6个人”,是《四个春天》抚慰了自己,这成为她投入到这个片子中的情感选择依据。
像很多中国家庭一样,在《四个春天》里,陆庆屹一家也历经了至亲的离去。2014年春天,姐姐陆庆伟患上肺癌,耄耋之年的双亲亲手送走了黑发人。丧葬仪式里,绵长的丧鼓响个不停,面向屋里逝去的面容,导演的镜头左右颤抖,传入屏幕的是无法克制的抽泣声。
陆庆屹曾一度想停止拍摄,妈妈鼓励他将事情做下去,“无论怎么样,我们的生活要继续下去,你的生活也要继续下去。”
之后的生活里,缅怀逝去的亲人成为日常的一部分。第三个春天里,再没有日常的歌声,老父亲坐在桌前一遍遍回看过去的家庭录像,母亲抄起了佛经,餐桌上,仍有专门留给女儿的碗筷,两位老人隔两天就会去坟边待一下午,种好辣椒,提防来坟边吃草的牛。
女儿的离去使得整个家庭陷入一种时间流逝的感伤。两位老人都生了病。陆运坤对妻子说,“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李桂贤对着儿子忧叹,“我不在了,他一个人怎么办”“如果我们都不在了,你们一定要有生活的能力,自强自立。”
陆庆屹说,觉察到父母的低落,自己会有一种时间紧迫感,给片子取名《四个春天》更像一种时间象征,他推掉了拍照片的活儿,每天在屋里剪辑16个小时,足足剪了20个月,“希望尽早能让父母看到。”
纪录片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放映时,陆庆屹也将父母接到了北京。放映结束,腿脚有些不便的父亲站起来,频频向前后的观众摘帽鞠躬。“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老人的。”陆庆屹说,自己听了心理百感交集,“我终于把这个作品完成了。”今年春节,他为父亲买了一架电子琴,又带父母去丽江旅行,“想更多地拥抱他们。”
失去至亲的隐痛仍会在某些时刻戳中整个家庭,但生活里已经开始重新出现歌声。片中,父亲拿起一年多未碰的乐器,将灰尘掸掉,母亲醉心于金银花的香气,连声赞叹“安逸啊”。邻居送来的腊梅已经开花,天台上葱葱绿绿的植物,绿得要溢出荧屏。
微博大V和菜头说,《四个春天》用平静克制的镜头发掘出生活之下真正的力量——那种支撑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家庭历经风霜雨雪走到今天的力量。
赵珣说,相比电影节放映,她和导演都想把片子带给更多的国内观众看,他们希望在年底前将《四个春天》推至全国院线,“这是一部很适合家庭观看的影片。”但这一计划面临巨大的市场考验,是否能实现,尚未可知。
影片末尾,两位老人如常去女儿坟前祭奠,淅沥沥的小雨不断,老妈妈跳起舞,两位老人拉着手,一齐望向远山,清脆的《青年友谊圆舞曲》又飘荡了起来,“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宽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
又是一年燕子回春,又是自然鲜活的气息,春天犹在。
[责任编辑:杨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