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导演"拍出时代之作 杨亚洲：睁大眼睛看生活变化

　　原标题：杨亚洲：睁大眼睛看生活变化

　　原定要开拍的新戏因为外部原因，延期到明年开拍，下半年有了临时多出来的空档期，闻风而来的好几个剧方都向导演杨亚洲伸来了橄榄枝。今年，现实主义题材成了大热门，擅长拍摄普通人生活、有着“平民导演”之称的他成了香饽饽。

　　但他并不急着做决定，对这位早已过了耳顺之年的大导来说，入行快四十年，一路走来他都不曾违背内心的偏爱，从心所欲、有选择的“接活儿”是他奉行的准则。38年过去了，他拥有了《空镜子》《家有九凤》《美丽的大脚》等众多打上过时代烙印的代表作，他也格外珍视自己“平民导演”的身份，愿意继续拍普通人的故事，讲普通人的心里话。新时代依然值得记录和表达，他的创作不会停歇。

　　演员入行，十年副导历经磨砺

　　杨亚洲初入行时的身份并不是导演。1980年在哈尔滨做了4年内科医生的他，意外被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招生人员看中，离开家乡成为西安电影制片厂（下称“西影厂”）的一名演员。对他来说，遇见1980年代的西影厂，像是冥冥中注定的幸运。

　　彼时，伴随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的艺术创新浪潮，西影厂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先后出现了《生活的颤音》《第十个弹孔》《没有航标的河流》等作品。1983年10月吴天明任厂长，1984年7月西影厂进行厂长负责制改革试点，电影创作生产开始风生水起，在中国电影界刮起“西北风”。西影厂也成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孵化器，星光熠熠的名字先后包括顾长卫、黄建新、周晓文、张艺谋、芦苇、杨凤良、米家庆、王全安等。

　　那时候在这些导演的作品里就能看到杨亚洲的影子，如《黑炮事件》《冒险的美国女人》《代号美洲豹》等。但生性不甘居于人后的杨亚洲，在西影厂干了五年演员后，决定转行去走专业之路，1985年他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班。

　　这是一个同样星光熠熠的小团体，在中国影视史上以“出产”了大量一线演员著称，被外界称为“中戏明星班”。那时候，杨亚洲的同学们几乎都演过话剧主角，全班22个同学，唯有他没上过一次舞台，只在《黑炮事件》中演过配角翻译。“别人都是从学校里出来去做演员，只有我不一样，所以从毕业那天起我就决定了要做导演。”1988年毕业后，他又回到了西影厂，开始给黄建新导演做副导。

　　上世纪90年代初，黄建新导演在国内影视界名气很大，杨亚洲跟了他近十年，得到了不少锻炼机会。当年的黄建新以“城市记录者”的身份来做电影导演，将镜头对准城市生活中的普通人。在知名电影学者戴锦华的描述中，黄建新的作品“是轻松的老都市谐谑曲，平易而略带伤感的温情，普通人的一段不寻常遭遇，或寻常生活中的一份脆弱与困窘。”尽管后期杨亚洲的作品更多是在表现小人物生活的温存与阳光，在表现角度与切入点上与黄建新截然不同，但关注小人物、关注社会底层的视角，显然得益于这十年的副导生涯。

　　亲历改革，用作品反映变化

　　如果从1980年进入西影厂算起，杨亚洲的影视从业经历至今已有38年。“这38年，我的个人经历与国家的变化几乎步步联动，我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艺创作的变化，我的个人作品也可以说反映了这四十年的变化。”

　　在西影厂给黄建新做副手的近十年间，杨亚洲一直勤勤恳恳地干活学习，他还记得那时大家的创作热情很高，但根据当时厂里的规定，所有人干活都是拿月薪的，“周末工作可以拿加班费，按照当时的月工资折算，多干一天就是两块钱。”后来，西影厂在时任厂长吴天明的领导下开始进行体制改革，厂里的薪酬制度也开始慢慢与市场接轨。“原先大家的吃住标准可能是50块钱，改革之后，就说能不能降低到20块钱，多出来的30块钱，15块钱给厂里，15块钱给个人。”杨亚洲透露，个人薪酬改革也开始一步步实现，当时外请演员劳务费大概几百块钱，但本厂演员就没有任何劳务费。改革后，除了固定工资外，本厂演员演戏也开始有专门的报酬。

　　这种机制明显激励了当时体制内的演职人员，原先僵化、吃大锅饭的机制活力匮乏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杨亚洲清楚记得，当时厂里有位老前辈特别有前瞻性，“他说别急，先让演员有收入，慢慢地工作人员也会有的。”后来，事情的进展果然如前辈所料。

　　“我亲眼看到了这些变化，国家在变化，创作人员也在变化。”杨亚洲感慨，那时候除了薪酬体制在变，电影拍摄也逐渐从胶片向数字化过渡，技术的革命推动着创作者前进。

　　2000年前后，电视电影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国内方兴未艾，热衷于创新的杨亚洲投入了巨大热情。1999年，他拍摄了国内第一部电视电影作品《牛哥的故事之别了冬天》，随后又集中拍摄了《婚前别恋》《大戏小戏》《法官老张轶事》《乡医》《女人的河》等多部电视电影。

　　时代在变，须盯住生活本身

　　进入世纪之交，杨亚洲的个人轨迹更是与时代的巨轮同起同落。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电视行业历经“四级办电视”、电视台制播分离、民营电视起步等巨大变革后，电视剧成为电视台工作的重心，“国家队”“地方队”和“民营队”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步形成。

　　2003年，杨亚洲的人事关系从西影厂调到了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在此之前，他凭借电视剧《空镜子》（2001）得到观众和业内普遍认可，独特的影像和叙事风格甚至被日本评论家认为是“中国电视剧的开始”。调入央视后，他接连拍出了《浪漫的事》（2004）、《爱情滋味》（2004）、《家有九凤》（2005）等电视剧作品，其中《浪漫的事》不仅创下了央视电视剧的收视纪录，同时还拿下了当年金鹰奖和飞天奖的最佳导演奖和优秀作品奖，以反映平民家庭情感生活为主题的“杨亚洲风格”由此树立。

　　这十年间，国产电视剧开始历经爆炸式发展，2003年产量达到四五百部，突破万集大关。两三年之后，产量上升至15000集，之后持续了十余年。巨大的生产体系中，家庭情感剧几乎成了国产现实主义题材的代名词。不过，杨亚洲却开始减量，在《浪漫的事》之后，他调转方向拍摄了农民工题材电影《泥鳅也是鱼》、电视剧《八兄弟》，以及关注残疾人生活的电视剧《没有语言的生活》、讴歌护士职业奉献的《美丽的事》等。

　　在杨亚洲眼中，家庭情感题材看上去贴近生活，素材易得，但真正拍出意蕴和内涵却不容易。“想要拍好现实题材，必须盯住生活本身，睁大眼睛去看生活的变化。”对他来说，如今电视荧屏上充斥的家庭情感剧，用的是把人物关系走到极致的创作手法，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人心毫无帮助，“今年婆婆恶，明年媳妇恶，今年大丈夫，明年小女婿，这种剧拍了也是让年轻人不敢结婚，结了婚婆媳也不敢住一起。”他显然不屑于遵循这样的市场规律，尽管狗血剧模式屡试不爽。

　　保持本心，反映和引领现实

　　在杨亚洲看来，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只有与当时当地的社会人心共振，才可能成为带有时代烙印的作品。

　　最近几年，他维持着一年一两部剧的生产节奏，《嘿，老头！》《嘿，孩子！》等剧反映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和失独家庭问题，都是基于对社会新生事物的观察，但却并非国产剧市场里题材的主流。

　　“如果今天再拍《空镜子》，一定不会像当初那样受欢迎。我们现在的演员和创作者，也拍不出《空镜子》了。”杨亚洲多年以来的创作习惯，都是要在反复磨好剧本后才开拍，但如今的市场环境，想要找到靠谱的剧本实在很难，“过去的作家们，是一生写一个长篇。我们假设一个电视剧剧本是一个长篇，现在火的编剧好多人都是一年写七八个长篇，自己写不了就找‘枪手’写，这能一样吗？”他有时觉得讽刺，拍剧多年愣是把自己逼成了一个好编剧，“现在递过来的本子，没有不需要我重新改的。”

　　这两年，仙侠玄幻和大IP的流量剧模式开始失灵，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似乎又成了新风向。杨亚洲坦陈最近来找他谈新项目的公司很多，但没有公司也不开个人工作室的他并不急于接手。在他看来，所谓“现实主义”其实并不是一种题材分类，真正的现实主义一定是洞察社会现实的变化，用创作者的本心去反映和引领现实。

　　“一路上拍过来，作品的变化其实是人的变化。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他希望能够拍摄跨越上世纪70、80、90年代的故事，身为时代的亲历者，他想拍出这种变化，也希望新作品能够带上深刻的时代烙印，“等未来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五十年、一百年的时候，我们有自信说，这是能够代表一个时代印记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