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　齐鲁文化独一无二

　　孟祥才：推动儒学“现代化转化”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孟祥才，1940年生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师从侯外庐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先秦秦汉史研究工作。近日，在第六届中国临沂东夷文化论坛期间，孟祥才教授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就东夷文化、齐鲁文化与儒学等问题进行了对话。

　　齐鲁晚报：近期，曲阜尼山论坛、临沂东夷文化论坛、外交部全球推介等一系列和山东有关的文化盛事密集举办，一时间，东夷文化、齐鲁文化、儒学成了学术界和公众的焦点，这三者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孟祥才：东夷文化、齐鲁文化、儒学均诞生于山东大地，三者是存在继承和发展关系的。东夷文化从旧石器时代的沂源人开始算起，考古序列比较完整，证明山东区域很早就有人类活动，而且传承有序，可以说，东夷文化是山东本土文化的源头。

　　广义的齐鲁文化是指山东的地域文化，狭义的齐鲁文化主要是指西周、春秋战国的山东文化。齐文化和鲁文化是齐鲁文化的亚文化，两者有比较大的差别。齐国的创立者是姜太公，他是周朝的功臣，姜姓源于东方，所以姜太公更擅于吸收东夷文化的长处；鲁国的创立者是周公的儿子伯禽，他是周朝王室的宗亲，偏向于固守礼法。齐文化较多地吸纳了东夷文化的优长，“因其俗，简其礼”，形成了重实效、崇功利、举贤才、尚法制、倡开放的品格；鲁文化更多地接受了宗周的礼乐文化，极力维护宗周文化的纯正性，特别讲究道德名节和宗法伦理观念。尽管齐、鲁文化风格迥异，但是两者一直在不断交流，以孔子游齐、齐景公适鲁问礼、孟子和荀子入稷下学宫等为代表。

　　儒学并非凭空而来，它的源头主要是以礼乐为核心的周文化，同时又吸收了东夷文化的一些营养，比如东夷族的大舜，注重德行互补，深受孔子、孟子的推崇。

　　齐鲁晚报：对齐鲁文化，您提出了“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的主张，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孟祥才：在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发展格局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多姿多彩、争奇斗艳的地域文化。如从夏商周三代到战国，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甘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等。在这些地域文化中，只有齐鲁文化在秦汉时期完成了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化，其他地域文化只是作为文化的因子融入了主流文化。

　　齐鲁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孔子站在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上将传统的政治与道德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因而给齐鲁文化注入了新的灵魂。有了儒家学说，齐鲁文化才真正具有了民族、地域的超越性，才真正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

　　到了汉代，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对稳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它既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又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是中国宗法农业社会最适宜的意识形态。

　　中西文化融合 需要克服“排异反应”

　　齐鲁晚报：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碰撞出了许多智慧的火花，在这段时间里，其实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特别突出，为什么到了汉代会一跃成为主流思想，为古代统治者和普通民众所普遍接受呢？

　　孟祥才：董仲舒与汉武帝的一次相见，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思想意识形态总基调，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件。事实上，儒家脱颖而出、成为主流思想，并非只是汉武帝“拍脑袋”决策，而是经过了审慎选择。

　　儒家讲究和谐，针对人的自身、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都提出了一些规范和要求，整体来看，这些主张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尤其是儒家所提倡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更是难能可贵。

　　相比而言，道家就消极避世一些，道家强调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这是了不起的创举，但它缺少对社会的关注，道家的代表人物杨朱甚至直言“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这就太过自私了。法家则是过多强调“丛林法则”，忽视了伦理在维系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阴阳家、兵家、墨家等其他诸子学派，问题同样很多。因此，儒家能够成为主流思想，绝非偶然。

　　事实上，儒家也在不断汲取各家的营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和主张，这一点，董仲舒的作用尤为突出。经过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基本上消除了原始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弊端。

　　对老百姓而言，儒学具有实践性和普及性的品格，它没有故作高深的玄理，也不用晦涩难解的文字，其政治经济思想、伦理道德情操、人生价值理念，都是用比较贴近百姓的语言和司空见惯的事物表述的，因而能够润物细无声般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田之中，融化到人们的血液里，变成民族的文化基因，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齐鲁晚报：儒学在岁月的发展中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近代以来，身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一次次被拉下了神坛，传统儒学受到了激烈批判。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它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孟祥才：历史上，儒学波动主要是三个时期：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明末清初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三个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种转型是全方位的，而最终会落到思想文化的变动上。

　　儒学有很多优点，但是缺点也不少，比如缺少开拓创新精神。儒学究竟好不好，关键是看能否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之前我曾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咱们山东老乡的丁肇中先生，就齐鲁文化和儒学进行过一次学术对话，当时丁肇中先生也是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儒家思想有那么多的优点，为什么没有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呢？

　　儒学从根本上看，是农业宗法社会的产物，它的主张确实与古代社会相适应。直到近代，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西学冲击下，儒学的颓势才显现出来。这一情况表明，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和与它相适应的文化面临全面的变革。因此，当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迎来现代化转型时，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对儒学的批判也就不可避免。可是，中西文化之争至今仍没有尘埃落定，究其根源，就是因为思想文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嫁接而来的现代化，难免会产生“排异反应”，未来的儒学还要经历一个现代化转化的过程。

　　儒学的现代化 发挥其经世致用的作用

　　齐鲁晚报：近年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究竟如何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转化”，让儒学真正步入21世纪，继续为当代人提供文化滋养？

　　孟祥才：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这种文化基因早已注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之中，是无法割裂的。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儒学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其内涵非常丰富，涉及社会和个体的方方面面，其中有许多可取之处。

　　儒学倡导大一统，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儒学提倡的伦理学说，给人际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儒学具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意识和博大深广的人道主义精神，蕴含着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儒学倡导“尽人力而听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独立不移的大丈夫精神和操守重于生命的品格意识；儒学一贯重视教育和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还有“仁”“和”等主张，应当说是超越了时空、地域、民族，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自信，更离不开我们民族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浸润。

　　儒学“现代化转化”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分类考虑。一类如诚信、爱国、家国情怀、敬业、伦理等主张，能够直接为现代社会所继续使用的，我们可以让它搭上“直通车”，继续为当代人服务。至于剩余的部分，则需要对其进行新的学说阐释，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由不断阐释到达成共识，这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今天，国内许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都致力于儒学研究，其实儒学研究归根到底，还是要推动儒学现代化，发挥其经世致用之作用，所谓“内圣开出新外王”就是这个意思。

　　齐鲁晚报：山东省正举办首届儒商大会，大会提出了“大儒商道至诚天下”的宗旨，您如何看待“儒商”这个概念？在当代社会，究竟应该发扬怎样的儒商精神呢？

　　孟祥才：中国传统商业大多以地域来命名，比如“徽商”“晋商”“鲁商”等，其实从商业理念来说，中国传统商业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诚信。

　　这一点，山东本土的商人体现得更为明显，比较典型的是孟洛川。作为孟子的第六十九代孙，孟洛川深受儒家和为贵、仁爱、礼教等道德规范的浸染，其经营之道，深深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这就是“以德为本、以义为先、以义致利”。孟洛川立下的店训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瑞蚨祥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孟洛川。在经营中他始终贯穿了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精髓和道德准则——诚信，而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品牌效应，也仿佛真的变成了一只伴着祥云的青蚨，让瑞蚨祥受益无穷。

　　孟洛川一生多次举办慈善和公益事业，诸如设立社仓，积谷备荒；修文庙，建尊经阁；设义学，经理书院；捐衣施粥及捐资协修《山东通志》等。因此博得慈善家的称号，被誉为“一孟皆善”。

　　我们今天说的儒商，其实就是运用儒家思想的道德去为人处世、去经商，诚信经营，以义取利。儒商的特点十分明显，不仅有认真践行仁义礼智信的修为，有乐善好施、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更有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精于管理的经验智慧。

　　山东召开儒商大会，就是要充分发掘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用儒家思想去经商经营，把“儒商”这张金质名片展示给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