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老北平的“白面房子”

　　说说老北平的“白面房子”

　　提到解放前老北京历史上的“白面房子”，您可千万别以为是卖副食杂粮的小店，那是地地道道的贩毒窝子！鸦片、吗啡、海洛因就在那里进行半公开的交易，不知毒害了多少人的健康，夺去多少人的生命！但说来稀奇，这样一种丑陋和邪恶的事物，居然在很长的时间里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北京城里猖獗至极而无人制裁的存在……在6月26日世界禁毒日之际，笔者就来给您说说这段令人倍感愤恨和辛酸的历史。

　　一 “卖大盐”实是卖大烟

　　“馆中烟友集如云，地窄人多臭气熏，轮到瓶儿高卧后，声声只唱打三分”。

　　民国初年的北京城，毒品问题相当严重，日本学者加藤镰三郎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北京留学期间，就特别体会到“现在的大烟闹得是非常厉害，烟土的销路也是十分发达”。据他介绍，当时北京的烟土分为三种，一种是“东土”，即东三省出的；一种是“北土”，即口外一带产的；还有“西土”，即山西产的。更奇葩的是除了鸦片烟外，京城毒品还出了一种名叫“金丹”的稀罕物，是吗啡和糖稀兑在一起制作成的，抽了也可以过瘾，模样仿佛是一颗颗绿豆，分白色的和黑色的，价格不算贵，但可怕也就可怕在“物美价廉”上，吸引更多瘾君子购买。“一抽金丹的时候，先咳嗽，慢慢儿地就把肺烂了，所以抽金丹的主儿，简直的跟服毒一样，不过是没有服毒死得那么快就是了。”

　　那么，北洋政府也多次下达禁烟令，设置了禁烟公所，为什么毒品越禁越多呢？加藤镰三郎说，这是因为所有烟土的运输和营销，背后都有军队的背景。“东土”是东三省军界包销，“北土”是热河军界包销，而“西土”是山西军界包销，“总而言之，就是张作霖、姜桂题、阎锡山贩卖烟土而已”。所以烟土箱子上都封有“某军军用品”，到了税关，哪个敢查？都立刻放行，政界的要员“十位准有五位抽大烟，军界里更是不得了。”正所谓上行下效，上面的达官贵人一天到晚躺在炕上喷云吐雾赛神仙，又如何管得住市井小民们过烟瘾？

　　1920年，著名记者蔡友梅在《益世报》上，对“禁烟前途”表达了绝望的情绪，他说当时贩烟土的行为越来越猖獗，就连做小买卖的都搭上了车。“北城有个卖盐的，代卖大烟泡儿，吆喝卖大盐咧，其实暗卖大烟”，而东北城一代，居然连卖话匣子的（话匣子是指留声机，这里的“卖话匣子”是指当时的一种生意，有人拿着话匣子沿街吆喝，谁想听，就叫到家里放）都代销扎吗啡，当然也分生客熟客，生客叫他，他照常放话匣子，“熟主顾扎吗啡要钱，话匣子奉送白饶”。照这么下去，“早晚剃头挑子都得代贩烟土。”日本在京学者冈本正文在《北京纪闻》中目睹过一起抓烟贩的，“把拿着开烟馆的三个犯人送到工巡总局去审办”，里面居然还有一个打扮成出家人。

　　当时流行的一首竹枝词，生动地写出了鸦片烟对京城百姓身体危害之严重：“瘾深烟气透肌肤，虽具人形骨已枯，白纸一张颜色变，通称烟鬼却非诬！”

　　烟鬼烟鬼，是鬼不是人，即使家中再有钱，一旦沾染上毒品，也早晚有一贫如洗的那一天，当时因为吸毒而倾家荡产，卖妻鬻儿的多了去了，到了连吗啡都买不起的时候，还有一条“充饥”的办法。有些烟贩，从换卖烂纸的小贩手中购买富人熬烟的大宗淋纸残灰，用水熬煮，然后把残灰水以一碗五枚或十枚的价格卖给那些穷烟鬼，等到连残灰水都买不起的时候，等待着穷烟鬼们的，只能是贫病交加，冻死或饿死在街头……

　　二 凡是吸毒者一律枪决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禁烟法》，要求从1929年3月1日开始，全国禁止吸食鸦片烟，1935年更是加重了对贩毒者的处罚，严重者处以死刑。在这场禁烟浪潮中，北平市政府的禁烟政策和力度非常大。1934年8月至1935年9月间，北平共查获及自行检举吸食海洛因案件682起，抓捕毒贩和吸食者1125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这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宋哲元对贩毒吸毒深恶痛绝，在百忙之中依然重视和督导禁毒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比如在他的支持下，北平市公安局引进了先进的指纹鉴定技术，捕获贩毒者时，将其指纹存案，将来再发现重犯时，核对指纹无误者，即可处以极刑——仅仅1936年5月就处死毒贩5人。

　　1936年是北京禁毒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宋哲元决定以毒攻毒，施行一条极其狠辣的政策：从1937年1月1日起，凡是吸毒者一律枪毙。要知道历来对贩毒者的处刑都比较重，而对吸毒者往往是收容教育，帮助其戒毒为主，但宋哲元认为，应“免此等劣根性之国民永久蔓延于社会”，所以对吸毒者也应处以极刑！

　　为此，各大媒体，如《益世报》、《世界晚报》等，都加大了宣传力度：“凡再有吸食白面扎吗啡的要一律执行枪毙了，有毒瘾的人们，赶快去戒除吧，三个多月期限，眼看就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各级长官执行国家命令，绝不愿不教而诛，赶快要警醒，要觉悟，要戒除啊！”更有打油诗问世：“多抽点少抽点，多少抽点；早受穷晚受穷，早晚受穷；前日当昨日买，日日当买；昨日躲今日藏，终日躲藏；明日捉今日捕，迟早被捕；今日毙明日毙，终归枪毙！”

　　1936年12月3日，宋哲元同北平市长秦德纯莅临万寿寺第二戒除所，下令将这里的吸毒者一律释放，免除执行劳役，以示政府对毒民之最后宽贷。在这个月的月底，他又下令北平市政府转饬公安局，在1937年元旦起举行全市大搜捕，凡是抓到的吸毒者一律枪决，绝不饶恕。1937年1月1日北郊保安队抓获了一个名叫鲁楼信的吸毒者，7天后他在天桥被执行枪决，1月13日又枪决5人，这下京城的吸毒者们才知道，市政府这次不是吓唬人，而是“来真的”，于是贩毒和吸毒的人数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幅下降，毒品犯罪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1937年6月23日，一个名叫刘宗贵的人被押赴天桥刑场枪决，在行刑前，他高唱戒毒歌表示悔悟——他极有可能是卢沟桥事变前北京最后一位被处决的吸毒者。

　　私下里，还是有不少人对宋哲元严苛的戒毒政策持质疑乃至批评态度，但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这位爱国将领的良苦用心。

　　三 日本特务公开贩毒

　　这里来说说白面房子。

　　白面房子，可以理解为“毒品专卖店”。北平的白面房子一般开在东西城靠近墙根，或是离大街稍远的偏僻街巷里。为了方便吸食者进入，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一般从清晨开到夜深人静。在整个院子里，白面房子多是北房或所有房子中比较整齐的一间，窗户上糊着白纸，好点的是玻璃后面挡着纸帘，窗户的下方单开一个格子或一个窗洞。买毒品的人需要懂几句“暗语”，不能直接说“买白面儿”，而要说“买药”，躲在窗户后面的人才会把毒品从格子或窗洞里递出来。“买药”不一定要用钱，首饰、当票甚至房契都可以。

　　经营白面房子的一般由三个人组成，首先是掌柜的，负责取送货物和跑外场，掌柜的老婆就是躲在窗户后面负责交易的人，还有一个伙计，负责照应那些“堂食”的客人。“堂食”的地点就设在院子的其他几间屋里，屋内光线昏暗，弥漫着一种“温热而特殊的气味”，一群蓬头垢面的瘾君子横七竖八地躺在铺有一层芦苇的土炕上吸食毒品。

　　北京的白面房子在1936年的禁毒运动中遭遇过沉重打击，但是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者占据了北平，这样毒害中国人民身体健康的邪恶事物在侵略者的默许下又死灰复燃。据成善卿先生在《天桥史话》一书中回忆：当时仅天桥几个市场内和主要街道的白面房子就达十三处之多，比现在的便利店开得还密集，“许多人因为抽白面儿而倾家荡产，犯了瘾之后，往往将随身穿戴的衣帽等饰物抵押给白面房子，换取一小包白面儿三口并作两口地抽下去之后，光脚赤背地离去……”

　　成善卿先生回忆：“凡抽白面者，无不骨瘦如柴，面如土色，故有‘白面儿鬼’之称。”白面儿鬼抽白面儿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先将一支烟卷磕空了一头儿，然后将白面儿小心翼翼地倒进去，以火点燃慢慢吸之，《茶馆》里的唐铁嘴就是用这种方法吸毒；另一种是将一包白面儿全倒在锡纸上，划着火柴烧烤锡纸的背面，白面儿受热后化成烟，张嘴吸之，即可全入肺腑。

　　更加可怕的是，发现贩毒有利可图之后，日本的特务军官开始公然组织针对中国人的毒品销售，著名文史学者胡金兆先生在《见闻北京七十年琐记》一书中曾经回忆自己亲眼见过一个名叫田中的日本军官从丰镇搞来毒品，通过特殊渠道运到上海贩卖……正是在内外毒贩的大肆勾结和疯狂贩卖下，无数中国人早早地走进了坟墓，“名噪一时的相声艺人以及许多京剧艺人，无不因抽白面儿而早赴玉京”，令人扼腕叹息。回想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正因为担心日寇侵略北平后放开毒品市场，肆意让毒品毒害中国人民身心健康，宋哲元才“乱世用重典”，希望能早一些帮助吸毒者彻底戒毒，以粉碎日寇的阴谋，而他的一片苦心，恐怕直到这时，才能被更多的北平市民理解吧！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毒品”一直是萦绕在中国人头顶的魔影，1949年以后，人民政权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扫除了这一痼疾！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日渐增多，毒品犯罪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块日渐增长的“毒瘤”。近年来，在中国政府坚定、持续和有力的打击下，终于成功地遏制住了毒品犯罪不断蔓延的形势。回顾北平那段在军阀混战和外寇入侵中日益严重的“毒品泛滥史”，也许会让每个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统一、独立和强大的祖国，就不可能有民康物阜、风清气正的幸福生活。（本文部分内容引用了马静著《民国北京犯罪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