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衣裳 听诸子百家讲一堂服饰穿搭课
中国衣裳
听诸子百家讲一堂服饰穿搭课
服装永远都有自然倾向和社会倾向,都有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
墨子的“唯用是尊”,其实是服装最基础的功能。没有这个功能,其他所有倾向和价值都是空中楼阁。
老子的“披褐怀玉”,带有深刻的自然倾向。他对社会的等级制度、审美标准,一概置之不理,追求简朴本真的境界。
孔子的“文质彬彬”,则带有强烈的社会倾向。他致力于让每个不成熟的人,通过品德的修炼,最后成为装束得体、受社会欢迎的人。
屈子的“志洁物芳”,是对服装审美的一种诠释。当人类发展到不用再为御寒遮体而忧虑,当哲学、宗教、政治、道德主导服装的观念退潮之后,视觉审美便开始在服装设计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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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多年前,中国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先哲们以极大的热情讨论各种问题,其中也包括着装。他们的讨论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本质,时至今日价值不减。现代人的着装,仍然在他们划定的坐标系内移形换位。
老子:被褐怀玉
老子在中国家喻户晓,“上善若水”“无为而治”等说法,中国人常挂在嘴边。
一般认为,老子与黄帝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所以有“黄老之学”的说法。从黄帝的“天人合一”出发,服装显然会以自然、宽松为美。这种美感贯穿在大部分中国传统服装当中,形成了连肩、宽衣、大袖的典型风格。这样的风格自带一股仙气,也成为古装影视剧创造意境的重要元素。
相比之下,老子要比黄帝走得更远。在他看来,仙气也是外在形式,也是不需要刻意的。于是他说,“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道德经》),圣人穿着粗布衣服,怀里揣着宝玉。很显然,老子崇尚质朴、本真、天然,反对用华美的服装来修饰自己,只要怀中有那块玉,即有高境界和大智慧。这样的人即使穿着粗布短衣,也会受到尊重。
老子的观念也确立了他的形象。现代人画一张老子的画像,一般会把他画得头发稀疏,满脸皱纹,眉毛眼皮耷拉着,腰也挺不直了。身上的衣服简简单单,既没有讲究的花纹,也没有美丽的色彩。但是,只要一说画的是老子,人们就会肃然起敬。为什么?因为他是圣人。简单、粗糙、随意的服装,丝毫不削减他的价值,反而更能衬托出他的高度。
老子在道家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所以“被褐怀玉”也会被不断夸张和放大,在之后的某些历史阶段,或者一些文艺作品当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历史上的魏晋风度,典型特征之一就是“粗服乱头”,“八仙”当中也有几位不修边幅,甚至连佛教中人济公,也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
孔子:文质彬彬
老子“被褐怀玉”,孔子怎么看?这个问题,是孔子的学生子路提出来的。孔子对老子非常敬重,这个问题有诘难孔子之嫌。孔子回答,“国无道,隐之可也;国有道,则衮冕而执玉”(《孔子家语·三恕》)。如果国家混乱,穿成这样去隐居也可以;如果国家理顺了,这样的人就应该穿戴庄重地去执掌权力。可见孔子对老子并没有否定,与世隔绝过隐居生活,当然可以随心穿;但孔子也不完全认同,他有自己的主张。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礼仪大师,服装属于他的专业范围。由于历史上推崇儒家的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所以孔子的服装观念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最大的。在他的言论当中,有一句可以引申到着装且最具概括性——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如果从服装的角度进行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质是本质,文是打扮,一个人的本质好但不会打扮,就显得粗糙了;如果本质差但打扮过头,就显得虚假了;只有本质和打扮配合恰当,才能算是君子。
《荀子·子道》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子路来见孔子,穿得非常华丽。孔子说:子路啊,你为什么要穿得这样华丽呢?子路不解,孔子就打了个比方:大江从高山上发源,在源头,酒杯放在水上都可以稳稳地顺水漂流;到了下游,如果不用船,不注意风向,就无法渡河。不就是因为下游流水太多太泛滥了嘛?你今天穿得这么华丽,脸上还得意洋洋的,天下还有谁愿意跟你接近、对你说真话啊?子路一听就明白了,赶紧回家换了一身正常的服装。
这件事中,孔子好像是反对学生穿着华丽的,不喜欢“文胜质”;而在另一个故事中,孔子表达了对“质胜文”的态度。据《说苑·修文》记载,孔子曾经带着弟子去访问子桑伯子。子桑伯子是一位德能很高的隐士,与老子的观念相合,对穿着打扮、接人待物就少了讲究。所以,他那天既没戴冠也没穿待客的衣服。
孔门弟子看见有人对自己的老师不礼貌,很不高兴,就在回来的路上说:老师啊,你为什么要来见这样一个人呢?孔子认为,“被褐怀玉”做隐士是可以的,但他仍希望这个人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益处。因此,孔子说:这个人“质”很美但没有“文”,我要说服他,让他“文”一点,这样就完美了。
其实,孔子所提倡的“文质彬彬”也是一种中庸态度,两边都不过头。这样的为人处世、穿着打扮,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后来成为中国社会最普遍的审美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单纯讲究美感,也不是单纯讲究实用,而是强调从内到外的综合修炼,对后世影响巨大。“被褐怀玉”是圣人的特征,只能是少数精英去追求;而“文质彬彬”则适合大众去追求。
孔子是儒家,他的服装观念也要有利于维护等级。在他出生时,上衣下裳、十二章纹、六冕制度都已经形成。所以,在建设官服体系方面,比如款式、色彩、花纹、配套,孔子并没有多下功夫,他主要把精力用于维护这个体系。
墨子:唯用是尊
然而,孔子维护的这个体系源于距离当时500多年前的《周礼》,难免让人产生复古的感觉,这在后来的墨子眼中是荒诞不经的。
墨子在《墨子·非儒》中,对此作了非常尖锐的剖析。他说,那些儒者说君子必须说古话穿古衣,然后才能称得上仁。但所谓古话古衣,也曾是当时的新东西,古人说了穿了,难道就不是君子了?这样说来,岂不是他们必须穿非君子的衣服、说非君子的话,然后才成为了仁者?墨子运用归谬法,使他的论辩有了很强的说服力。
墨子不赞成复古,甚至说“行不在服”,就是一个人伟不伟大仁不仁义,都跟服装没什么关系,所以不需要什么“文质彬彬”,服装只需要满足御寒遮体的需求即可,“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墨子·辞过》)。圣人制作服装只追求合体、舒服就够了,并不是为了炫人耳目、蒙蔽他人——概括而言,就是“唯用是尊”。
墨子类似这样的言论,也出现在其他人的文章中。比如,汉代刘向在《说苑·反质》中讲了一段很好玩的对话。
有人问墨子,给你绫罗绸缎,有用吗?墨子说,我不喜欢,不是我想用的东西。为什么呢?他开始解释:假如今年是灾年,有人想给你名贵的珠宝作为美饰,但不许卖掉,同时有人可以给你一批粮食,珠宝和粮食不可兼得,你会如何选择?那人说,我当然是要粮食了。到这里,墨子似乎赢得了这次对话。
墨子的观念虽然与老子的“被褐怀玉”有相近之处,都反对修饰,但是墨子的观念更适用于贫苦百姓。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其实也只能考虑服装的实用性。
屈子:志洁物芳
服装除了实用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审美。当人们的生活达到足够水平时,审美需求就会蓬勃涌现。比墨子晚了一百年的屈原,就是那个时代的觉醒者。
屈原出生在楚国,是一位著名诗人。他的作品《涉江》,开篇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我自幼就喜欢奇特的服饰,年纪大了仍然没有改变。很多人也是因为他的一句诗,把他划入奇装异服爱好者行列。
实际上,屈原所谓的奇服,只是与当时的着装习惯略有不同而已,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标新立异。相反,他所展示的奇服都具有坚实内涵和明确追求,严格地说,是“美服”。
比如,他所谓“奇服”的第一个特点是帽子很高,有一种巍峨之态。按《离骚》中的说法,无论是血统、生辰、名字、品格,他都自认为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有这样的高度,戴这样的高冠,不正是“文质彬彬”吗?
屈原服装的第二奇,是用红花绿叶来制作衣裳,看上去美不胜收。战国时期的男子,衣服上有花纹并不奇怪,屈原的特别之处是想把红花绿叶直接缝在衣服上。而他之所以如此,其实是为了推行他的政见。他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命名为“美政”,而提出美政的人,首先应该给人以视觉美感,才会有说服力。
屈原服装的第三奇,是提出用香草作为披肩和配饰,沁人心脾,令人陶醉。高度和美丽,世人可以不看,但气味不能不闻。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赢得赞许。这种赢得赞许的心理需要,显然是他写诗的动力、从政的动力、自我完善的动力,这才是诗人的思维。然而,屈原的心愿最终没有达成,于是他到汨罗江寻找归宿。
不过,屈原并不是思想家,尤其在服装理论方面,并没有观念性、规律性、针对性的思考,他只是用诗歌描述了自己的穿着,也许是真实形象,也许只是想象或者比喻而已。大约在200年后,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他做了一句点评: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因为他怀有高尚纯洁之志,所以他配得上那些美丽芳香之物。
在这句话里出现的志和物,从形象塑造角度说,是两大构成要素:志是内涵,物是外延;志是情感,物是面貌;志是意义,物是表达。由纯洁高尚之志驱动美丽芳香的表达,才是和谐统一。于是,志洁和物芳一起成就了屈原卓尔不群的美感。这种和谐统一,从根本上看依旧是“文质彬彬”,只是更为强调视觉美感。
实际上,从古到今,追求纯粹的服饰之美,是自发而普遍的,是人类的天性,在诸子百家当中却很少有人关注。屈原无意中充当了这样一位代表,代表了最广泛、也是最为持久的精神追求。
当我们回望历史,这几位可敬又可爱的老人家各执己见,他们的争论就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真切,并且仍然影响着现代人的思考。发现每位先哲的思想价值,并在头脑中把他们放在不同的坐标位置,进而能够站在俯瞰的高度,去吸收他们的智慧和精华,这是今天的我们需要认真做的事。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超越古今,成就中华服装新的高度。
(作者系百家讲坛《中国衣裳》系列讲座主讲人)
李任飞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杨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