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国家鲁迅研究渐热 鲁迅的价值被西方重新发现

　　英语国家鲁迅研究渐热

　　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穷的窗口(文学聚焦)

　　·就方法论而言，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专著和传记各有侧重，但都可以归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中

　　·鲁迅不仅是世界级文豪，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研究这一现象，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内涵，不仅具有学术和学科意义，也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限的窗口

　　早在1927年，美国学者巴特勒特(Bartlett)就在美国《当代历史》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思想界领袖们》一文，积极评价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和《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开创了西方鲁迅研究的先河。此后几十年，鲁迅研究虽未停止，但始终表现平淡，整体研究成果并不丰富。截至本世纪初，仅有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和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等人出版的专著和其他几位学者的博士论文，研究主力几乎是清一色的华裔学者。

　　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在英语国家呈现突破性进展——除发表大量鲁迅研究论文外，自2002年起，英语国家的多家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专著8本，传记2本，作为中国文学巨匠的鲁迅，在海外学界影响力不断提升。

　　西方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内涵

　　长期以来，西方鲁迅研究的范围十分狭小，主要集中于他的前期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很少涉及散文和杂文，迴避左翼时期的鲁迅及其作品。如今态势已大为改观。国际知名的澳大利亚鲁迅研究学者黄乐嫣(Gloria Davies)2013年出版《鲁迅的革命：动乱时代的写作》，从文学、语言和思想三方面，集中研究鲁迅后期(1927年-1936年)的散文和杂文作品，深入挖掘其中表现的人民性。哈佛大学哲学教授伊维德(Wilt Idema)研究对比历代作者对《庄子·至乐》的改编后，认为鲁迅的《起死》与《故事新编》中收录的其他故事意旨相同，都是妙用典籍之作。《起死》以戏剧的形式和情节，辛辣讽刺当时知识界不切实际的空谈做派。

　　爱丁堡大学教授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出版《情书与现代中国的隐私文化：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生活》，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两地书》的体裁、形式、风格和内容，还对比中国和5个英语国家的隐私文化，以比较文化的视角还原了以“民族魂”为核心的鲁迅精神及其人道主义者形象。加拿大学者保尔·福斯特(Paul Foster)2007年出版长达400多页的《阿Q谱系考古学》，以文学分析为主，结合话语分析和其他文化研究方法，围绕百年来阿Q形象的嬗变，穿梭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历史。

　　英国学者卜立德(David E. Pollard)、杰里米·谭布林(Jeremy Tambling)，加拿大学者温迪·拉尔森(Wendy Larson)、傅佛果(Joshua J. Fogel)，美国学者郑爱玲(Eileen J. Cheng)、卡罗琳·布朗(Carolyn Brown)等人的研究专著，也从不同角度广泛深入挖掘鲁迅其人其文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除郑爱玲外，这些学者母语均为英语，并来自多个国家，其中还有像罗琳·布朗这样的非洲裔美国学者。这说明鲁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国一域，而是在英语国家受到更广泛关注。

　　鲁迅的价值被西方重新发现

　　随着鲁迅研究在对象上的拓展和研究者队伍的壮大，相关研究方法也实现了突破，鲁迅的价值日益被西方学术界重新发现。

　　杰里米·谭布林运用语言学、话语分析以及巴赫金对话和复调理论研究鲁迅小说，认为鲁迅使用白话文创作，其意义与但丁弃用拉丁语而改用意大利语创作《神曲》，有异曲同工之处，并认为《呐喊》中的每一个短篇都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声音”，每部作品都有“复调”效果，对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换句话说，在杰里米·谭布林看来，鲁迅的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话语结构和形式，具有开拓性意义，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鲁迅可比肩但丁。

　　卡罗琳·布朗细读《呐喊》和《彷徨》，运用荣格的人格理论，尤其是“真我”“自我”“原型”“阴影”和“人格面具”等理论，结合鲁迅生平和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鲁迅“思想的深层解构”，建构鲁迅的心理、人格和精神结构，进而揭示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这本专著甫一出版，即好评如潮，文学界和心理学界一致认为布朗不但实现了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而且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和创新，将鲁迅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就方法论而言，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专著和传记各有侧重，但都可以归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中。文化研究克服了文学本体论和纯审美研究的局限，学者们结合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理论，以各学科中的文化关键词为语境，以世界文学、文化、思想史和历史为视野，重估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重新认识鲁迅、发现鲁迅、评价鲁迅，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黄乐嫣认为：“从名望、震撼力和恒久的(读者)敬仰等几方面考量，鲁迅文学的国际影响可以媲美马克·吐温、莎士比亚、歌德和托尔斯泰。”其他学者还将鲁迅和狄更斯、奥威尔、卡夫卡等世界文豪相提并论。这样的评价不仅客观而且符合事实。

　　本世纪英语国家的学者运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鲁迅研究从以审美为主转向以文化研究为主，认为鲁迅不仅是世界级文豪，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通过研究这一现象，可以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内涵，进而认识和了解中国人的内在精神。鲁迅研究热潮不减，研究鲁迅不仅具有学术和学科意义，而且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限的窗口。

　　(李贵苍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