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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国英:“碑帖·超越”张维忠

2020年11月27日 16:06:00来源:解放军报客户端

 

  美的“自由”与自由的“美”

  ——张维忠书法创作简论

  ■吕国英

  谈书法创作,论书艺出新,不能不谈张维忠。其独有的创作理念与书象审美,成为书界引人关注的突兀存在。

  张维忠学书早,出“道”亦早,多年前就已声名远播。其属于天才型书家,书艺才能似与生俱来一样,与汉字“如旧相识”,逅书法“一见钟情”,且独有感受、独慧灵悟,以至于“沉迷”其中,醉享“人字一体”“生命如书”的书象审美境界。

  张维忠初书“痴”碑刻,几近于北碑如今纸上“再造”;后“迷”法帖,又几乎令晋唐法书跨时空“再现”。如此这般的碑帖书学演绎之后,于楷、行草书象世界中,“开启”一脉书路;融诸体众长于毫墨,探求“化”而成“蝶”,在完美审美与自由精神的“交响”中,书写艺术精神、建构书象之美。

  形式——开启书象

  艺术尚美,须立“看”点。

  张维忠书法作为作品存在,典型特征是书之有象,而又象呈独貌,成为驻足“看点”、吸睛“美点”。简单说,就是美的可读、美的耐看。

  依艺术哲学与审美论,“可读”与“耐看”,就是具有视觉美、感性美,而视觉与感性之美,属于形式美范畴,既表达为审美对象外观的多样一体,又体现为审美对象形质的和谐统一。如此,张维忠书象之美,在其美学意义上,构成了特别而独有的“有意味的形式”。

  那么,张维忠书象之形式如何构成?又从何而来?

  品味张维忠书象作品,置远观中与传统之“旧貌”似并无异处,于近察间却尽现审美“新象”之端倪,此“端倪”就是对汉字传统“结体”与“重构”的超越,而这种超越就是对传统汉字之字象形式的“开启”,即从汉字之中将审美之(字)象,通过笔墨、宣纸开启出来,表达汉字之象的审美情态,呈现书象之美的作品样式。

  汉字书写,从历史纵深走来,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形式。悠悠几千载,古人书写重实用,不讲究形式,或基本上是千篇一律。随着社会文化的多次重大变革、书写文化土壤的渐行渐远,尤其是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实用书写几近消逝,而“专业化”书写“大兴其道”,书者开始重“艺术”、讲“形式”,而时至当下,这种重“艺术”、讲“形式”甚至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展览书写”的“创造”性呈现,可谓这种极致的典型存在。

  书写“展览”样式是怎样的形式?又有怎样的突出表现?我曾在一篇文论中谈到,从“创作”过程看,“砸甩拖拽”者有之,“注射喷涂”者有之,“摸爬滚打”者有之,“哭闹喊叫”者有之,“特技神功”者有之,“非手非纸”者有之。从呈现环节看,超大尺幅应有尽有,多纸搭配五颜六色,一文多体“相互解读”,红黑并施争相“招摇”,多章钤印“星”罗棋布,仿古做旧挖空心思,精于设计穷工极巧。如此种种,就是以形式统摄内容,是为形式而形式,是典型的书写形式主义。要言之,是以形式加载于汉字书写,用外在设计取代书象建构。显然,此“形式”与张维忠于汉字之中开启书象形式,不仅大相径庭,而且南辕北辙。

  由张维忠书象形式建构,观当下“展览”乱象,明确艺术形式从何而来,显得尤其重要。回答好这一问题,雕塑家从大理石中开启雕像,具有典型而特别的启示意义。作为艺术作品的雕像,不仅就在质料(大理石)之内,而且与质料统一于一体、不可割裂。概言之,艺术建构于质料、呈现于形式,不管是雕塑或其他艺术形式或门类,包括书画、文学、影像、音乐等均为如此,概莫能外。只是,书法创作的质料是汉字,书象之形式不仅不在汉字之外,恰恰相反,就在汉字之内。张维忠于开启汉字、创造书象中,建构书象艺术之美,是灵悟“道法自然”之妙,更是审美境界使然。

  海德格尔言:作品存在就是建立一个世界。这个作品存在的世界,始终是非对象性的东西,而我们始终隶属于它。正由之,艺术创作就是开启质料、呈现作品存在,并将受众带入其中的审美世界。张维忠“走进”汉字之中,开启汉字之象,建构书象作品世界,不仅是书法创作的哲学思考与美学回应,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当下书写形式之乱象的反拨,体现弘扬传统文化、书写正大书象的书者责任与担当。

  节律——交响生命

  读张维忠书象作品,于(汉字)结体重构之中,常有点画位移之妙、线条“残缺”之美;于笔墨变化间,常显笔走隐显之魅、墨行断连之韵;于时空演进中,常呈字象摇曳之变、篇章多维之境;于意趣和鸣中,常立异态随形之味、天地造化之机。此妙、美、魅、韵,又变、境、味、机,往往是意想不到、神来之笔,又往往是恰到好处、悄然而至,还往往是自然而然、随然而美。

  观张维忠书法创作,从“净空”入境到文本酝酿,从命笔落墨到开启字象,从疾涩驰骋到时空穿插移,从牵线而行到如趣化机,似乎完全进入作品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字象存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字(象)一体,相行而至,笔墨共舞,点画琴瑟;又自由自在,如醉如痴;随心所欲,天我为一。

  艺术是创作的产物,创作是艺术的建构。从读作品与到观创作,进而探寻张维忠书象法创作之“源”,从表象上说,是汉字书写的时空演进,书象审美的多维建构;从根本上言,则是予汉字生命之再造,呈书象节律之存在。

  检视书写史,历代的实用性思维或重在实用的理念,令书写多在或重在速度、力度两个方向上,思“疾涩”、求“张弛”,并发挥极致,不少书写大家均是善“力”与善“速”的高手,许多经典作品亦均呈独有的力度与速度之美,譬如《兰亭序》《祭侄稿》《放翁猩毫(自书诗卷)》,又譬如《冠军帖》《古诗四首》《自叙帖》,尤其成为不可比拟与难以再造的“力”“速”审美的书写巨制。

  而今人书写进入“专业化”,在所谓艺术化的“高歌”中,为“艺术”而“艺术”,热衷于在“力”与“速”中求异、出新,有的或一味于速度,有的或一味于力度,将两者相割裂、任恣肆,令书写徒生怪异之象。这些怪异之象,从书写呈现看,有的随意结体、东歪西斜,有的随便成行、上窜下跳,有的胡乱成章、左钩右扯;从笔墨表达说,有的拘谨无变化、粗细均匀贯篇章,有的使转玩花活、任凭野俗出张狂,有的只重按压与肥厚,岂管浓淡与干湿;从审美感受观,有的油滑漂浮、俗不可耐,有的呆滞纤弱、迟速无常,有的“遍野柴棍”、了无生机,有的散漫琐碎、杂乱无序,有的张狂不羁、繁缛缠绕。一言一敝之,就是书无生命、象无节律。而书象之生命节律,不仅与速度、力度密切相关,还与书写的向度、化度无间相承。此“四度”相携、相合,书写方可进入艺术。张维忠书象的节律之美,呈现“四度”合奏之趣,更显“四度”交响之韵。

  显然,书象艺术是以汉字为质料、点画(线条)为元素,由笔墨所表达、宣纸为载体,于时空之中行进与展开的艺术形式。从书象创作过程观,既有速度之分,也有力度之别,还有向度不同,更有化度之殊。一般而言,速度与力度分别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动态演进,两者方向分别与纸面平行与垂直;而向度与化度均在时空维度上动态演进,前者呈现不同方向与角度,后者表达向外延伸、拓展与化变。此“四度”中,速度与力度均处“中坚”地位,为关键性要素,是“基础”;而向度如“脉搏”,是“生命”,化度如“心智”,是“灵魂”。因为书象创作在时空维度中同时展开与演进,速度在力度中把握,力度在速度中体现,且向度与化度中皆有速度、力度体现,而向度“引领”方向,化度决定“存在”,此“存在”是书象作为作品诸要素的具体形态与状貌。

  由张维忠书象作品,反观“四度”关系,这些要素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并相互制约、相行相力,既体现为具象性、物理性,更表达为抽象性、精神性,构成书象生命节律之建构的根本所系。

  中国书写文化中有“书如其人”“人书合一”“人书俱老”等命题,揭示出书象艺术与生命节律之同频共振、相携而行。如此,从根本意义上,张维忠书象藉“四度”之“手”, 于时空中灵化(书写)文本,呈现作品之象,既是生命节律的外化,也是书象形式的节律之美。

  融合——超越之美

  质言之,书象作为作品存在,其本质是点画组合与建构。点画为线,线是点画。如此,书写创作元素中也就唯有“线条”一元。作为独有的中国文化之艺术形式,如何通过唯“线”之要素,建构丰富、厚重,有意境、入审美的艺术作品,对书者不仅是挑战,往往也是“喝止”。事实上,在此“鸿沟”面前,许多书者均难以逾越,不少“无知无畏”或“无所畏惧”者,“执着”为之,但终因始终“单点画”“一条线”,书之“作品”单薄、赢弱,既重复无趣,又寡淡乏味,“冒犯”审美之大忌。

  观张维忠书法作品,缘何既可读、又耐看,既有意味、又能品味,既致人精神愉悦、又予人美的享受,根本在于作品之线条既丰富、多样,又繁茂、厚重,为点画赋予生命,让线条有了灵魂,常有“上帝之手”“妙笔生花”“笔笔有变化”“线线生韵味”之赞誉。表象上看,就是其作品点画变化中,既有楷法、行法,又有行草之变(法),既显碑痕,又呈帖迹。从内在观,其作品线条演进中,既在时间维度行进,又在空间维度穿插,且时空跨越、多维演变。要言之,就是其作品呈现生存世界,洋溢生命之美。

  同样是笔墨、宣纸,又同样是汉字、文本,为什么张维忠书象作品之点画就更丰富,线条也更审美?原因当然具有多个层面,但其以“融”求变、多“融”聚变的“融美”理念,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张维忠书法创作之“融美”,是以艺术审美中的“正大气象”为灵魂,取正体之“方”与“静”、行体之“动”与“舒”、草体之“圆”与“逸”的极致优长与文化个性,参悟“道法自然”中天地万象之“和谐”,尤其在时代审美语境下,将诸要素建构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独有面貌的个性书象。

  论中国书写演进,常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清人尚碑,今人尚融”之说。其中“今人尚融”之“尚融”,是崇尚融合之简言,意为当下书写中,追求融合诸体之美已成风尚。事实上,历代书写演进发展中,书象融合始终是书写文化的重要变量。晋唐以降,哪一书写大家不是博取众家之长、参悟万象奇态,而获益于诸美之融。史有“张颠”偶观公孙大娘舞剑,欣得“颠草妙法”之说,又有“素狂”仰观夏云奇峰变幻,妙悟“狂书要诀”之谈,还有“书圣”王羲之启蒙于其叔父、点化于卫夫人、正书效钟繇、草体法张芝后,终得“兼善诸体、博采众长、终成一家”之论,均说明“融美”为理、“融美”是道。

  说“今人尚融”,意在当下书写尤其崇尚在“融”的方向与方位中求新、求变。尤其在实用书写逝于历史帷幕,而纯粹书写正值“摇旗呐喊”之时,种种“融”之探索方兴未艾,尤其在“极端”方向上,譬如“刚”与“柔”、“方”与“圆”、“静”与“逸”等层面,多有探研与实践。应该说,这些探索极富挑战意味,也非常具有创新意义。问题是,一些“融美”之探仅在表象层面,而未入文化、审美之境。具体而言,或是随意“组合”,或是生硬“拉扯”,造成应“有”却失、应“拒”反存,进而“融美”不美,“众长”反“短”,甚至尽显怪形异态,制造书写垃圾。当然,这并非“融美”本身之错,相反,“融美”始终是大势所趋,当探索不止。

  张维忠书象“融美”,不仅重“立象”,也重“立念”,是“集美”之美,更是“美”的超越。其曾就“融美”实践特别撰论,进行总结与思考,提出“融时代文化”“辩证借鉴”“逸趣寓‘法’”等立论,应该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解读与“回答”。

  显然,书写“融美”决非经典“五体”之长的简单“排列”与“组合”,而是在时代精神中,于文化艺术、甚至是跨文化艺术语境下,书法创作的外拓展、再创造。如此,探研、解读张维忠书法“融美”探索、书象之美,或更有价值意义。

  要说明的是,艺术从古典到现代、后现代,演绎了从“完美”到“自由”的迭代跨越,建构了艺术演进发展的内在逻辑。书写从楷书到行书、草书(非时序意义),同样完成了这样的跨越,体现了这样的逻辑。或许,“完美”永远是作品存在的审美世界,“自由”始终是书家精神的自在家园。“完美”在“自由”中建构,“自由”于“完美”中升华。如此,“完美”“自由”是艺术形式存在,也是审美灵象建构。也如此,“完美”“自由”不可或缺,又相得益彰。这或许就是艺术的真谛。张维忠书象之美已经或正在进入这样的境界,表达这样的真谛。

  作者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评论家,文化学者,解放军报社原文化部主任、“长征副刊”主编、高级编辑。创立“‘气墨灵象’艺术论”,建构“书象”说,提出“艺术创作十个命题”,论述“‘艺术,灵魂之美在哲学’的九个要义”,撰写《中国牛文化千字文》,著述出版专著多部、重要艺术新论多篇,逾数百万字。多篇(部)作品获国家、军队重要奖项。

  主要著述:《“气墨灵象”艺术论》《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CHINA奇人》《陶艺狂人》《神雕》《奋斗致远 牛文化》《新闻“内幕”》《中国牛文化千字文》,其中《“气墨灵象”艺术论》主要立论由当海内外多家媒体连载或选载,《大艺立三极》由中英两种文字出版,《陶艺狂人》《神雕》多次重印或再版。

  主要立论:“气墨”是“墨”的未来;“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本质规律;美是“气墨灵象”;艺术创作贵在“意想不到”;好作品终究需要好语言;艺术立象拒绝现实物象;艺术演进:从“完美”到“自由+”;艺术,视觉美、思想美不可偏颇;创作,用性灵开启质料;超越,向艺方生、向术即亡;“灵象”是“书象”的远方。

  主要艺术新论:《书之入“象”方致审美远方》《“书象”之美在“通象”》《自成高格入妙境》《“贾氏山水”密码》《六论“张继书象”》《艺术,心狂方成大家》《天才,晚成方可大成》《“色彩狂人”的非常之“道”》《“花”到极致方成“魁”》《心至“艺境”尽通达》《湛然寂静漾心歌》《三千年的等待》《重构东方艺术“重彩”之象》《丝路文化的“水墨乐章”》《基弗,用性灵建构“艺术—哲学”之美》。

[责任编辑:杨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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