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致敬新文化先驱

　　《觉醒年代》的艺术深度体现在它并不是历史文献的影像还原，也不是对历史人物的“概念化”重现，更不是历史事件的编年堆砌，而是把每个主要人物都作为完整的艺术形象来刻画，借助大量历史资料的线索，利用创作者的想象，找到了每个人物的性格之核，也找到了他们共处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化共性，从而使得这些人物的思想动机、行为方式、道路选择、情感冲突都有了性格支撑，也有了时代烙印。每个人物的复杂性、多样性也都统一在人物性格的内在一致性中。陈独秀的雄才大略、光明磊落、刚愎自用、专横霸道、视死如归都是连为一体的，他与蔡元培、胡适等同仁，特别是他与两个儿子的关系、与朋友们的关系，把陈独秀天马行空的性格体现得栩栩如生。人们会相信，艺术虚构而塑造的“陈独秀”就是“真实”的陈独秀。此外，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胡适温和、务实、自由派的性格，李大钊平实、亲民、醇厚的性格，作为长者的蔡元培沉稳、睿智、从容的性格，甚至辜鸿铭这种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自傲、自居、自大的性格，都塑造得生动准确细腻，观众甚至都能通过这些艺术形象来解释这些人物的政治道路和人生轨迹。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这部剧艺术地“活化”了历史人物，从而证明了历史剧创作的一个“原理”：人活则历史活，历史活则电视剧活。

　　正因为人物被“激活”了，电视剧才能不依赖外在的戏剧性、情节性和动作性，而是巧妙地以新文化运动各位先驱与旧文化、旧势力、旧军阀的对立作为冲突，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三只“北大兔子”(三人各差12岁，均为农历卯年出生)以及李大钊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的情感关联为主线，形成了“桃园三结义”式的人物结构关系；以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青年人在新文化影响下逐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以陈独秀与两个儿子之间相敬相争、殊途同归作为两条副线，使得电视剧的所有戏剧冲突，都成为人与人的冲突，成为情感、思想、性格、道路的冲突，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峥嵘岁月，与这些人物一起痛苦、一起焦虑、一起选择。观众因为人物的鲜活而置身于剧，置身于历史，这是这部剧最杰出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在注重历史质感、人物鲜活的同时，还在叙事中注入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历史诗意。在故事与人物的推动中，它经常用一种情绪化的音乐、形式感的画面、诗意的空镜头、别具一格的小道具，放大、渲染、强化电视剧中那些崇高的、细腻的、悲悯的、信仰的、意味深长的细节、情绪和历史感，在这种诗意的“间离”中，完成了史诗品格的美学定位。

　　作为一部历史正剧，历史深度是这部电视剧的重要价值。全剧以袁世凯复辟、《新青年》杂志创办、北京大学改革、张勋复辟、文学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分化、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核心事件，全面展示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如何变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传播等历史进程，呈现出那个历史时代绝望与希望、衰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生死决战的历史氛围和时代趋势。电视剧用两代人的选择告诉我们，在那个中国即将被开除出地球“球籍”的时代，唯有壮士断腕、革故鼎新才是中国的出路。虽然，历史从来都不是按照人的主观意愿而发展的，历史的河道有许多人们无法控制的暗礁、逆流，但是我们不能用所谓后来的“正确性”去否定昨天先驱者的呕心沥血和前赴后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电视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态度，正是这种态度确立了电视剧的历史深度。

　　艺术深度、历史深度必然会为思想深度奠定基础。当胡适还停留在“新文化”“新人”的阶段，面临民族危亡的陈独秀在李大钊影响下，已经从启蒙之路急不可待地走上政治之路、政党之路，表现出对中国道路的不同选择。电视剧对人物命运的历史再现，深化了“中国道路”的思考。从全盘西化到中国国情，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从俄国道路到中国实践……电视剧呈现了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以及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求索之路。传统与现代、启蒙与革命、政治与文化、救亡与图存、学术自由与民族兴亡、人道主义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自由解放与民主富强……所有这些一百多年来缠绕着中国人的问题，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深入探讨。虽然并非所有的疑问都得到了最终解答，但它们对观众思想的冲击和激荡，依然体现了电视剧穿透百年的思想深度和强度。

　　曾经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大影响并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毛泽东说过，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趋势在《觉醒年代》中也得到了清晰的体现。《觉醒年代》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时代、特定创作方式的时代影响，但它无疑是向拉开现代中国大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崇高致敬，是对新文化仪态万千的思想遗产的慎重继承，剧中所谓中国“三千年之大变局”，第一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用不同的方式对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作为世纪考卷，至今依然振聋发聩。思想深度、历史深度和艺术深度所支撑起的这部电视剧的特殊意义，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