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文信仰》：在天地间卓然自立
10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有一位倔强的老人，苦心孤诣地撰写了一部著作，向世人介绍了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这位老人，西方人盛传“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这本著作的名字则叫《中国人的精神》，一名《原华》，又名《春秋大义》。仅仅从书名就可以知道，这位老人所关怀的问题，是多么沉重。毕竟那个时候的中国还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有的中国人已经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失去了文化自信，变得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否定起来。
100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人，已经不再需要刻意地向世界证明自己，但是经济建设上的巨大成就似乎依然没有确立文化信仰上的身份归属。“什么是中国人？”“中华文明的价值何在？”这些关乎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虽然无数仁人志士早已进行了艰苦探索，现在依然需要明确的答案。其中，“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吗？”这一质疑更是萦绕在中国人头顶至今的世纪性难题。早在明末，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一书中就以一身多首的妖怪来形容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现象。信仰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人，为什么留下了没有信仰的形象标签？现在摆在诸位面前的《中国的人文信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8月版）乃是这样一本著作，它集结楼宇烈先生多年学术成果编纂而成，力求为当今社会的信仰问题寻找出路。文化与时代同命运，个人与集体共呼吸。从《中国的人文信仰》书名可知，面对100年前产生的时代性问题，“什么是中国人？”“中华文明的价值何在？”“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吗？”楼先生根据自己多年体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人文”。对于这样的答案，或许会使人不由产生疑问——这样的精神样式，能够称得上一种信仰吗？“人文”二字初看之下并无玄妙，仿佛没有什么超越性，其实不然。正如该书“中国宗教的十大特点”一节，楼先生明确强调中国宗教具有注重明理和体悟的特征，并以《坛经》《大学》为证指出，“人”自己才是根本，生命的超越归根结底在于自我的觉悟、自我的修养。楼先生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宗教都非常注重自力的解脱，自力是同他力相对的”。谈到这里，楼先生实际上是在阐述中国宗教所具有的文明类型特征。对于中国信仰的文明特质，楼先生曾高度凝练地概括为：“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这种人文精神，即意味着不是“神文”的，也不是“物文”的，既不幻想虚无的彼岸世界，也不憧憬遥远的他力救赎。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是到神的世界那里去寻找答案，更不是要到物的世界去寻找根据，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
更严格地追问，这种自力解脱的生命姿态，能够称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吗？答案是肯定的。在过去的百年，社会大众在谈论宗教的时候，往往下意识地将有神与宗教等同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宗教这一概念即使在西方也是晚出的，到了东土还引发了“中国有无宗教”的大讨论，迄今为止尚无定论。如众所知，在最为开始的时候，对于西方来讲，只有犹太-基督宗教传统的一神论信仰是正统的，凡是与此不合的，一律被宣判为异端。这样的观点显然在现实世界是行不通的，正如楼先生所梳理的那样——16、17世纪时，一批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发现中国的文化有不同于基督宗教的东西，但是，中国用这样一种文化，把国家治理得不错，而且延续了几千年。随着全球化的逐渐展开，虽然宗教概念所具有的内涵大大地丰富了，但是“宗教是什么”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为了破除人们认为有神才能称为宗教的误解，在“中国信仰里的‘神’”一节中，楼先生特别加以廓清，认为即使宗教要有神的信仰，但是神与神还是不一样的，有道是“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神”本质上是阴阳变化，不测之谓神。不仅如此，楼先生还根据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指出，在中国文化里有三类神：一类是关于所有自然现象的，比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一类是关于生活世界的，比如门神、灶神；一类是由人变成神的，比如关羽、孙思邈。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所以楼先生说：“在中国，神和人是亲密无间的。这和希望神有绝对的权威性，人们要对它绝对地敬畏、绝对地服从，是不一样的。”那么，怎样去理解中国的这种信仰，尤其是神的概念呢？楼先生认为，“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能够让自己超越，也可以是一种宗教”。在“宗教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一节里，楼先生指出，“教”承担着教化功能；总体看来，“教”是负责对民众的教化，这是东西方共同的地方。这样的说法，更大程度上还原了宗教的本义，尤其符合当今世界的文化倾向。
可见，中国人没有信仰的身份标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认同以神为宗教成立标准所导致的误解。这样的误解在明末清初的礼仪之争中就已经表现得比较激烈了。当时的耶稣会士认为中国人祭祖乃是拜偶像，拜邪教。试想，对于强调报本知恩的中国人来说，如果慎终追远都不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终极关怀，那么中华文明又怎么可能不会蒙上没有信仰的污名化标签呢？实际上，中国人在清明节时的表现，本身就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让人心安理得。当这种信仰方式放在《流浪地球》这样宏大的背景中时，就更加鲜明地体现出其关怀所在了。茫茫的太空中，带着地球去流浪，这种饮水思源、叶落归根的精神，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对于中国文化面临的精神困境，楼先生大声疾呼要探求合乎东亚文化传统的宗教学理论，“需要根据东方宗教，特别是中国宗教的特点，提出我们自己的富有个性的宗教学理论来，而不能只停留在完全搬用西方宗教学理论来解释中国宗教的阶段。这是当前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对于这样的呼吁，楼先生是身体力行的，经过长期耕耘，在人文领域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对此，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曾这样评价道——楼宇烈先生对于“中国人文精神”的阐发，不但重视其哲学根据，而且倾注了对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重新思考，譬如，他着重指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带有比较浓厚的理性色彩，比较强调“入世的精神”和“个人内在的自我超越”，这便使中国宗教文化传统表现出强烈的“伦理与人道精神”。这样的评价是比较扼要而中肯的。在《中国的人文信仰》这本著作中，楼先生不仅揭示了中国人崇尚文明教化的由来，还积极探索了中国文化融伦理与艺术为一体的精神内涵，并从文化类型的角度系统总结了中国宗教的十大特点，这些都为人们理解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提供了基础性视角。在阐释中国人文信仰的现实关怀时，楼先生还根据自己多年体悟从深层次挖掘了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的根本精神，即“不苟为，唯贵当。不刻意，顺自然。不执着，且随缘”。在此，儒家的自强、道家的自然、佛家的自在，都得到了真实的生命呈现。更难能可贵的是，楼先生还特别强调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所谓的主体意识，其实就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如果缺乏主体意识，这个民族的灵魂就没有立足点。我们只有确立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才能够去跟其他的文化交流、对话，才能够去向别人学习和吸收。”因此，综合起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人文信仰》是中国第一本具有文化自觉意义、能够深入诠释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和根本精神的宗教学理论著作。
“夫难平者，事也。”中国式人文信仰，虽然成立了，但是未来应该还会遭遇很多的误解——比如，人文信仰，过时落伍了，没有什么文化上的先进性。事实上，这种理解是非常不当的。人文信仰，是非常可贵的，它恰当地处理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正如楼先生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节中所指出的那样，近现代西方文化曾经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先是批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性，将人的作用放大，使人从神的脚下站起来，去主宰一切，改造世界，征服自然。但是，很快，人完全被物欲所左右，又一次被异化，甚至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近现代西方文化所走的波折道路可知，人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是要在天地之间做人自己，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本质上，中国式信仰的核心是自觉自律的人文精神，这种中道圆融的姿态，何其难哉？
有道是“柔弱胜刚强”，那自力解脱的人文信仰，仿佛是柔弱的，实际上是坚强的。时代昌盛，则文化昌明。经过百年奋斗，中国人终于在文化上站起来了。如何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优点？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楼先生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管住自己、管好自己，并发人深省地指出：“整个中国的儒佛道三教的文化都是讲求人的自我觉悟、自我约束、自我超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处理好身心关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如果不能管理好自己，违背自然规律，任意妄为，我们生存的环境就会岌岌可危，人类也将自我毁灭。”这种充满责任意识的表达方式，如果放在人文信仰的语境下更能发现其忧患所在。
总之，《中国的人文信仰》这本著作，是一部难得的体悟、反省、阐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人文通识读物，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式人文信仰的优秀精神特质，可以了解到一个伟大民族在人类精神世界所能够达到的美好境界。从楼先生的论述中可知，人文，是具有文明核心价值意义的。中国人念兹在兹的那些“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箴言，实际上都是关于人文信仰的经典表达。有理由相信，人文所具有的终极意义、超越精神在文明对话中能够得到更为自觉的凸显。“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中国人的精神》到《中国的人文信仰》，中华文明的根本精神经历了一个百年的回归。在古老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故事，在未来人类世界还会继续谱写它的辉煌。人文所具有的价值，在科学时代定会展现它应有的精彩。（作者：孙国柱，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