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手喜剧人吐槽帝……文坛巨匠们的“B面”把人笑裂
前段时间，作家莫言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段戴着墨镜“飙”收割机的视频，并配文“再次体验了开收割机的快乐”。有网友调侃：“有朝一日居然能看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飙收割机，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莫言微信公众号截图
的确，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著书立说的文坛巨匠们或严肃沉稳，或敏感忧郁，或儒雅宽和，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自矜，似乎哪一点都和视频里这个陶然忘忧的“田舍翁”不沾边。
现实则恰恰相反，许多文人不仅不刻板不苦大仇深，私下里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另一面。
莫言
冷面笑匠段子手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文坛地位自不必赘述。外界总认为这是位不苟言笑的老爷子，但莫言本人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冷幽默型“段子手”。
因为口音问题，有网友给他留言：“莫言老师说的是普通话吗？”
来自山东的莫言回应：“当然是普通话，不过是‘高普’，高密普通话。”
在瑞典某大学发表演讲时，有人提问：“莫言老师，你幸福吗？”
莫言说：“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吗？”
在人物专访中，主持人问他：“您现在最希望的一种状态是什么？”
莫言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结束采访。”
拍摄电影《红高粱》时，主演姜文一不小心把编剧莫言家里的暖瓶给踢爆了。莫言打趣：“我们家唯一的一把热水瓶，那是家里的重要财产，被姜文一脚给我们踢碎了，嘣的一声巨响。后来我就立刻给他圆场，我说行了，我们这个电影肯定爆响，成为爆款。”
以鲁迅为首的许多文人都被编造过各种语录和作品，莫言也不例外。有一次在北京吃完饭，莫言被一位女士深情表白。女士说，“莫言老师，我要朗读一首你的诗歌献给你，《你若懂我，该有多好》。”莫言回忆：“她朗读得声情并茂，目光里边含着泪光，我听了也很感动。后来她读完了，我就说，如果是我写的该有多好。”引发了台下的哄堂大笑。
作为曾经一个寝室的好友，余华损起莫言来毫不留情。他曾说，有一次莫言新书出版时打笔墨官司，因为他43天写了将近50万字，被人批评急功近利。
“后来莫言改口了，说我构思了40年，这次我前面看到一个版本变成是20年了，反正莫言变来变去，我已经习惯了。”
余华
把悲伤留给读者的喜剧人
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段子手的好友是个喜剧人，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有读者说以为余华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中年人，余华爽朗大笑：“还说我是个中年人，让我意外的惊喜，还有读者说，‘天呐他还在啊，我以为他不在了’。”
与大家所想的诸如“热爱文学”“心怀理想”等理由不同，余华自嘲当年弃医从文是为了“偷懒”。他年轻时的梦想是找一份永远不用被闹钟吵醒的工作：“有一次我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问他为什么经常在大街上游玩？他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
于是余华决定写作，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后来终于得偿所愿：“我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我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到的，我心想这地方来对了。”
这让不少通过《活着》认识余华的读者们大跌眼镜，毕竟《活着》是一部充满悲剧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不过余华是谁？“把悲伤留给读者，把快乐留给自己”的喜剧人，甚至连《活着》也不放过。
《活着》畅销两千万册，许子东曾在私下问他版税收入，余华开玩笑说：“我靠《活着》活着。”
接受采访时，主持人问余华给《活着》打多少分，他回答9.4分。对方追问原因，余华一本正经：“剩下的0.6问那个豆瓣，他们打的9.4，我也给它打9.4。”
一个“段子手”莫言，一个“喜剧人”余华，凑到一起，倒霉的成了史铁生。有一次，几人一起去沈阳参加活动，在沈阳文学院和孩子们踢球。眼看要输得惨不忍睹，他们突然心生一计——让坐着轮椅的史铁生当守门员，并叮嘱他：“你就在这待着，把门守住。”
后来提起这件事，余华和莫言大笑不止：“沈阳文学院的孩子不敢踢，怕把铁生踢坏，我们告诉他们，你们一脚踢到史铁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了。”
季羡林
爱写日记的吐槽帝
这样“严肃活泼”的画风并不是当代人的专属，上世纪的文坛大家中，不乏性情不羁的人物，比如国学大师季羡林。可惜君生我未生，如果季羡林和余华同岁，也许会成为莫逆之交，毕竟他可是鼎鼎有名的“吐槽帝”。
翻看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你会发现老先生年轻时好像看什么都不顺眼，喜欢杠上一杠。
考试他要吐槽：
1932年12月29日
“早晨忽考法文，结果一塌糊涂，真是岂有此理。”
1933年9月2日
“今天才更深切地感到考试的无聊。一些放屁胡诌的讲义硬要我们记！”
1934年3月13日
“没作什么有意义的事——xx，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xxx什么东西？”
老师他要吐槽：
1932年9月21日
“我以为老叶(叶公超)不上班，他却去了，我没去，不知放了些什么屁。”
1932年10月28日
“早晨连上两班吴可读的课，真正要命已极，吴可读怎么能从Oxford毕业呢，真笑天下之大话。”
1934年3月17日
“心里老想着昨天晚上叶公超对我的态度——xx，只要老子写出好文章来，怕什么鸟？”
同窗他也要吐槽：
1932年10月23日
“我的同屋陈兆祊君，这朋友我真不能交——没热情，没思想，死木头一块，没有生命力，丝毫也没有。吕宝东更是混蛋一个，没人味。”
1934年3月2日
“今天早晨我有个顶不高兴的事——施闳诰什么东西，随便乱翻我的稿纸。我的一九三四年的《新梦》，他竟然毫不知耻地看起来，真正岂有此理！”
稿子没登吐槽：
1932年9月11日
“今天晨间天空又下起雨来。我冒雨到图书馆去看报，我的稿子还没登出，xx。”
1932年9月19日
“我译的《Faust传说》，听说是今天给登出来，但是没有，真不痛快。”
连屁股痛都要吐槽：
1932年9月23日
“早晨只是上班，坐得腚都痛了。”
还直言不讳自己爱看女同学大腿：
1932年12月21日
“看清华对附中女子篮球赛。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其实不是去看篮球，实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
网友们纷纷调侃，原来大师也会和普通人一样，喜怒哀乐，具是鲜活。
钱钟书
热衷帮猫打架的“铲屎官”
如此反差的文坛大家，当然不止季羡林一位，与他齐名的清华校友钱钟书便有个无厘头的癖好——热衷帮猫打架。
若被季羡林知道了，他可能会在日记中这样写：“早晨连着两次看到钱钟书帮猫打架，真正要命已极，此人怎么能从清华毕业呢，真笑天下之大话。”
当时，钱钟书和妻子养了一只名叫“花花儿”的猫，他对这只猫非常宠爱，猫也颇有点恃宠生娇的意思。杨绛曾在散文《花花儿》中写，猫闹着出去玩时，一般总找最依顺它的钱钟书，要他开门。
钱钟书杨绛的隔壁住着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林徽因也养了一只猫，叫“爱的焦点”。这只猫仗着身体强壮，经常单方面殴打“花花儿”，这下钱钟书可来气了。他特意准备了一根长竹竿，终日虎视眈眈，一旦发现战况，钻出被窝也要去帮“花花儿”打架。
关于这件事，杨绛在《我们仨》当中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
妻子杨绛经常劝他说“打猫也要看主人”，钱钟书则不以为然。他不仅身体力行帮“花花儿”打架，还写了一篇叫《猫》的作品来找回场子，其中有一句俏皮话是：“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鲁迅
嗜糖如命的忠实“甜党”
以上的几位文坛大大都是语文试卷上的常客，不过大家最熟悉的还得是那位写《社戏》《狂人日记》《纪念刘和珍君》的迅哥儿。
都说文科生有三怕：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而谁能想到，那位在课本上横眉冷目的鲁迅先生，私下里却是个爱吃小饼干的“甜党”呢？
据记载，鲁迅非常爱吃甜食，从奶油蛋糕金鸡饼，到日本羊羹沙琪玛，他还特意写过一篇《零食》来盘点上海的小吃：“桂花白糖伦教糕，猪油白糖莲心粥，虾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蜜橘，瓜子大王，还有蜜饯，橄榄，等等。”
关于他的嗜甜，有一段轶事。学生给他送来治疗口疮的柿霜“方糖”，他吃了一大半之后才知道这是药用品，遂把剩余的收起来。到了半夜没忍住，爬起来又吃了一大半，还颇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
也许护食是每个吃货刻在DNA里的属性。爱吃的点心总是被拿出来招待客人，让鲁迅肉痛，他灵机一动，用花生代替点心，还将其命名为“花生政策”：“我时常有点心，有客来便请他吃点心……往往吃得很彻底，一个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吃，又须出去买来。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变方针，有万不得已时，则以落花生代之。”
想来如果生在今日，鲁迅先生肯定是每年网络“甜咸大战”中，甜党一方承诺不率先使用的“秘密武器”。不过这秘密武器也有弱点——甜食虽好，多吃伤牙。
鲁迅一生中有23年的看牙史，和牙医密切交流75次，但看完牙后，他又会悄悄买甜食安慰自己。因此在49岁时，硕果仅存的5枚牙齿也因病坏而拔掉了。
这样一个“任性”的老小孩，让人忍俊不禁，也让人难以联想到教科书上那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冷硬斗士形象。
张岱曾在《陶庵梦忆》中写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的确，过去课本上给我们呈现的文坛巨匠们形象虽然“高大全”，但也有点将将“羽化而登仙”的距离感。让读者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挖掘他们更生活化、更有血有肉的一面，不失为一种品鉴作品的别样视角。
那么，这些不完美，会将已功成名就的大师们拉下“神坛”吗？
《清华园日记》面临出版时，出版方曾询问季羡林，要不要删改其中一些过于“放飞自我”的词句。季羡林坦然回答：“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
真实的力量，远远大于完美的力量。(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