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国英：难以定义的跨界殊英
难以定义的跨界殊英
——吕国英跨界求索文艺哲思与艺术创新
艾 慧
在当代文艺理论界与艺术创作领域，吕国英先生是一位难以被简单定义的跨界学者与思想者。他以文艺理论家、艺术批评家、文化学者的深邃洞察力，诗人的灵性哲思，以及狂草书法家的笔墨豪情，构建起一座贯通传统与现代、融合美学与哲学的精神殿堂。作为原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中华时报艺术总监、央泽华安智库高级研究员，他既扎根于文化传播的实践土壤，又始终保持着对艺术本质的终极追问，以独创性的理论体系与丰沛的创作成果，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思想领域的重要坐标。
理论建构：破界拓维的美学创新
吕国英先生的学术探索始终以“破界”为底色。他创立的“气墨灵象”美学理论，堪称其艺术哲学的核心支柱。这一理论颠覆了传统书画艺术中“笔墨”与“意象”的固有框架，提出“气墨”是“墨”的未来形态，强调以“气”驭墨、以虚写实，使艺术创作超越技法束缚，直抵精神性表达；而“灵象”作为“象”的远方，则指向艺术形象从具象到抽象、从物境到灵境的升华。在他看来，“气墨”与“灵象”形质一体，既是形式也是内容，二者共同构筑的艺术境界，揭示了“艺法灵象”这一终极规律，将美定义为“气墨灵象”的超验存在。这一理论不仅为书画艺术开辟了形而上的思辨空间，更以哲学高度重构了艺术价值的评判体系。
在书学与现代书法艺术领域，吕国英提出“书象·灵草”命题，主张狂草艺术的终极追求应是“灵草”——一种超越字形规范、直抒生命律动、呈现书写“灵象”的书写状态。他认为，书法的美在于“通象”，即通过笔墨的时空流动，将汉字从符号升华为承载宇宙精神的生命图式。这种对传统书法的解构与重构，既延续了中国文人“书道同天”的古老传统，又注入了现代艺术的抽象性与表现性基因。
诗性哲慧：以诗为舟渡灵悟
作为“哲慧诗派”的建构者，吕国英先生将两千余首哲慧诗章化作思想的实验场。他主张“诗贵哲慧润灵悟”，拒绝浮华修辞的堆砌，追求以凝练语言承载哲学思辨与生命顿悟。其诗作既似禅宗偈语般直指本心，又如现代寓言般隐喻现实，在理性与感性、具象与超验之间搭建起独特的诗意空间。这种诗学实践，与其“气墨灵象”理论形成互文——正如狂草以线条解构文字，他的诗歌亦以意象解构概念，让哲学思考获得艺术的呼吸。
牛文化抽象：传统经典的当代转译
从远古相袭而来的牛文化，浸润与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密码，不仅包含有原始文化、图腾文化、神话文化、农耕文化、畜牧文化、民间文化、美学与艺术文化等，更与儒道释文化密切相联系，与人类诸文化重要相构成，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殊财富。
吕国英先生对牛文化的抽象提炼，彰显其文化研究的独到视角。从《国学千载“牛”纵横》到《中国牛文化千字文》，他剥离“牛”作为农业符号的具象意义，转而挖掘其精神原型：牛之勤勉化为奋斗哲学；牛之负重升华为民族脊梁；牛之静默凝练为东方智慧；牛之奉献牺牲、忠诚担当、淳朴寡欲成为真善美化身。这种文化符号的提纯与重构，既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激活，也暗合其“灵象”理论中从物象到心象的转化逻辑。
跨界身份：理论、创作与传播的三重奏
纵观吕国英先生的学术生涯，多重身份的交织恰是其思想活力的源泉。作为媒体人，他深耕文化传播主阵地，主编《解放军报》“长征副刊”期间推动强军文化与军旅文艺的深度思考，在文化高地交响强军文化与弘扬民族精神乐章；作为智库专家，他将艺术哲学与文艺创作研究置于文化战略视野之下；而作为诗人与书法家，他又以创作反哺理论，形成“知行互证”的学术闭环。这种跨界不是简单的身份叠加，而是以“大艺术观”“彰美艺术远方”打破学科壁垒的自觉选择——其原创艺术理论专著《“气墨灵象”艺术论》中提出“‘气墨’是‘墨’的未来”“‘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的美学新命题；其建构“哲慧诗派”提出的“诗贵哲思”现代诗歌创作思想，以及在专著《大艺立三极》中所倡导的“极简、极美、极灵”艺术三极论，正是这种整体性思维的集中体现。
价值启示：在解构中重构艺术未来
吕国英先生的学术体系，本质上是一场针对艺术本体论的革命。当现代艺术陷入观念狂欢与技术依赖的困境时，他回归中国美学本源，以“气”“灵”“象”等传统范畴为支点，撬动当代艺术的理论僵局；当文化传承面临失语危机时，他以牛文化的抽象化示范了传统符号的现代转译路径。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将艺术与人的精神自由相关联——无论是“气墨灵象”对超验之美的追寻，还是“哲慧诗派”对灵性觉醒的呼唤，都在提示着：艺术的终极价值，在于使人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触摸生命的本真状态。
在当代艺术亟需思想深度的今天，吕国英先生以其恢弘的理论架构、澎湃的创作实践与前瞻性的文化视野，树立了一个学者型艺术家的典范。他的探索或许尚在“远方”，但正是这种永不停歇的求索姿态，让艺术始终保有指向未来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