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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八路讲述日俘改造:给他们安慰、解释、教育

2017年05月16日 15:55:01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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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为日本战俘治病

  本文作者刘国霖(上图)是一名八路军老战士,现居北京的刘老今年已是97岁高龄,当年在烽火硝烟的抗日前线,刘国霖亲身参与了对日本战俘的改造。刘国霖1918年2月生于广东顺德,青年时代在广州求学,1938年广州沦陷后,他辗转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为曾学过日语,被编入抗大三分校五大队敌军工作训练队(简称敌训队),并跟随两位日本俘虏进行日语学习,之后再赴八路军军政学院深造。1941年5月,刘国霖被派到八路军前方野战政治部工作,之后又赴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部任职,主要负责日本战俘改造工作。在刘老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八路军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改造日俘的情况。

  “优待俘虏”不是口号

  八路军有个口号叫“优待俘虏”。八路军对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不会加以歧视、侮辱,更不会杀掉他们,而是给予安慰、解释、教育,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特别是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在生活上给予这些日军战俘超过八路军一般干部水平的物质待遇。

  1938年以前,日本俘虏多数是负伤后被俘的,在缺少会说日语干部的情况下,大部分战俘是经过简单的宣传教育(如印些传单给他们看),根据本人自愿,释放回去,也作为我军不杀俘虏的宣传员。只有少数俘虏出于种种动机(怕回去受军法处分,想看八路军是什么样的等等),愿意留下来。这少数俘虏,实地看到了八路军官兵平等,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看到我军干部对他们平等相待,使他们对日本军队动不动打耳光、侮辱人格的体罚有了鲜明的比较。加上阅读一些读物:例如河上肇著的《第二贫乏物语》、早川二郎的《唯物辩证法》,还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他们逐渐建立起新的世界观。

  最早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留下来的3名日本俘虏:前田光繁(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在新年联欢晚会上正式要求参加八路军。朱德总司令还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我代表全军指战员欢迎3位日本青年参军。今天这3位日本青年参军,证明了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正确。虽然今天只有3个人,以后一定会变成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这3位日本战俘从被俘到参加八路军,时间仅有七八个月,思想已彻底转变,他们认为要使反战工作打开新局面,必须把更多日本战俘组织起来,于是在敌工部同志的帮助下,日俘的“觉醒联盟”成立了,这也是我军第一个建立的日本人反战组织。

  1940年8月百团大战以后,日军俘虏越来越多,愿意留下的人也日渐增加。我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时,“觉醒联盟”已经有了约20名盟员。1942年2月反扫荡中,有一名从敌36师团工兵联队逃跑过来的日本兵,名叫斋藤米藏,那时日本兵主动投降是件稀罕事,当时《新华日报》当作一条大新闻发表。当时惯例,联盟对新来的日本俘虏都派有经验的老盟员去作详细了解。这些老盟员经历过日军的军队生活,对日军很了解,斋藤米藏说是自动投诚,经过老盟员三问两问,就漏洞百出,只好坦白交代他是日军派出的间谍,任务是伺机放毒,但过来之后,八路军对他态度很好,很有人情味,不像长官说的那样坏,决心不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问他毒药在哪里,他说偷偷扔到山上的荒野里了。他表示决心和大家一道反对战争。但后来,又发生了斋藤米藏偷窃手枪的事件,这说明日俘改造是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刘国霖)

[责任编辑:杨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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