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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经济政策为何走“回头路”

2017年05月18日 09:34:37  来源: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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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两宋时期曾坚持农业和商业“本末并重”,使经济取得了空前繁荣,这本是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但到明朝初年政策却再度转向,又回到了“重本轻末”的老路上。

  【两宋时期曾坚持农业和商业“本末并重”,使经济取得了空前繁荣,这本是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但到明朝初年政策却再度转向,又回到了“重本轻末”的老路上。】

  “本末并重”创造经济繁荣

  自耕农经济长期以来都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要形态,中国古代通常把农业称为“本”,把工商业称为“末”,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本轻末”就是“重农轻商”或“重农抑商”。

  这种“本”与“末”的概念最早由战国时期的法家提出,韩非等人认为商人本身不创造财富,是“邦之蠹也”。他们的理由是“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所以对工商业应予抑制。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把这些思想变成了政策。秦国把商人称为“贾人”,实行编户管理,一入市籍三代不能更改,是戍边的首选对象,地位形同罪犯。同时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并禁止他们从事粮食贸易,“使商无得粟,民无得籴”。

  以后各代多延续这样的制度。汉初立“七科谪”,规定有7类人不享有正常的人身权利,其中有4类涉及商人及其子孙。晋朝法律规定商人在市场里做买卖必须在额头贴着写有自己姓名及所卖货物名称的帖子,甚至还规定商人必须“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不仅“抑商”、“困商”,而且“辱商”。除了政治上打压,收取重税、对重要资源实行专卖等也都是各代常用的“轻末”方法。

  到了宋朝情况有所改变,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对工商业的限制也有所松驰,商人由被排斥转为被利用,出现了“本末并重”的局面。宋朝规定只有那些生产“奇技淫巧”商品的才是“末业”,普通商品制造和贩卖不在其中,还规定商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就像宋人黄震总结的那样,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朝廷在各地设置了1000多处机构对商业进行管理,王安石变法中就有多项改革与工商业有关。在朝廷的引导和推动下,工商业得到快速发展,留给后人最直观的印象是《清明上河图》中所呈现的商业繁荣景象。

  而朝廷也在工商业的大发展中得到了实惠。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熙宁十年能收到40万贯以上商税的州有3个,20万贯以上的有5个,10万贯以上的有19个,5万贯以上的有30个,3万贯以上的有120个。宋仁宗庆历年间商税突破了2000万贯,带动了整体财政收入的迅速提高。北宋结束前年财政收入就已突破了1亿贯大关,而盛唐时期这一数字仅为3000万缗,约是北宋的1/3。

  明朝建立后政策转向

  元代大体继承了宋代的经济政策,在发展农业、畜牧业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棉织业、印染业、丝织业、制瓷业等都有长足发展,商业也很活跃,尤其在对外贸易方面较宋代又有进步。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在江南出现了许多商业繁荣的大城市。

  明朝建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逆转,政策重新回到了“重本轻末”的轨道。朱元璋认为只有“重农”才能“富民”,而要“重农”必须“抑商”,让主要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为此朝廷又建立起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把人分成“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一般农民不能脱离本身的户籍去经商,而商人也只能在本地经营,想去外地,手续十分繁杂。

  朝廷还强化了专卖制度,使明朝成为专卖最严重的朝代之一。《大明律》设“盐法”、“茶法”等专条,规定对盐、茶由国家垄断经营,盐商、茶商必须取得“盐引”、“茶引”等专卖许可证才能经营,否则构成私盐罪、私茶罪,处罚手段极为严厉。不仅对生活必须品专卖,对金、银、铜、锡、硝、硫磺等重要物资也全部实行专卖,这些无疑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明朝“轻末”政策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海禁。朱元璋在位时规定“片板不许下海”,除非朝廷允许,商人和百姓不得从事对外贸易。这项政策被朱元璋的继任者多次加以强调,成为明中期以前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明朝虽然也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拓展对外贸易。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由农业向工商业转型,通过拓展海外市场可以快速积累财富,从而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渠道,而明朝政府坚持“重本轻末”,主动放弃了海外市场。

[责任编辑:杨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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