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计40年：我们的城市故事还动人吗？

　　今年是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相比悠久的校史，“设计”在央美是年轻的——上世纪90年代，时任院长的靳尚谊决定建立设计学科，21世纪初，才由潘公凯院长推动成立设计学院、建筑学院和城市设计学院。

　　3月20日~21日，“中国设计40年——经验与模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集结全国100多所设计院校、一流设计机构以及众多著名设计师。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说，从20世纪早期的“图案手工”，到20世纪中叶的“实用美术”“应用美术”“工艺美术”这些命名，虽然都体现了设计的意识，但无论在社会认知还是学科概念上，设计的本体还未明确，直到改革开放，“设计”这一概念才得以确立。

　　改革开放的中国催生了中国设计。“中国工业设计之父”柳冠中说：“传统不是继承的，传统是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的，而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就是创造新的传统。500年后，我们今天做的事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一。”

　　“最好色的教授”用色彩复活乡村

　　中国美术学院色彩研究所所长宋建明被称为“最好色的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城市色彩的规划与营造。宋建明回忆，1978年考进浙江美院(中国美院前身)染织美术设计专业的时候，内心有点起伏，觉得“男人画花布有点儿问题”，于是就自修了建筑，没想到现在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研究城市色彩。

　　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就是在2015年，色彩设计让一个浙江的小渔村重焕生机。当时，浙江开始“美丽乡村”建设，宋建明团队对一个因水体污染而日趋败落的小渔村进行色彩营造，昔日灰暗、陈旧的民居外立面被赋予暖红黄系的21种色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暖雅纷华”的色彩风貌。

　　渔村的色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很多外出打工的村民回乡后就不走了，因为这个小岛很漂亮，完全可以开民宿挣钱——如今，旅游高峰期根本订不到房子。“小岛牛了，顺带我也牛了，大家意识到，原来色彩也是一种生产力。”宋建明说。

　　“时至今日，城市色彩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成熟，包括旧城与新城交杂的矛盾如何解决，城市未来色彩如何演变。”宋建明说，“我们已经把中国的色彩方法和体系呈现出来，也有能力去营造。”

　　色彩学源于西方，在中国也从此落地生根。范迪安说：“吸收外来经验的真正目的在于服务本土——解决本土的问题、实现本土的转换。中国设计界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将国际经验与中国需求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设计。”

　　公共艺术的意义在于培养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梳理中国设计40年的时间节点，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王中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们的城市表情还友善吗？我们的城市还有愉悦感吗？我们的城市故事还动人吗？

　　“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转型的一年，城市建设从规模转向质量，从注重功能转向重视人文，从围绕经济转向围绕文化为核心。”王中说，中国的一线城市，包括很多二三线城市，在功能方面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城市的公共文化仍在路上。

　　“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让艺术区营造空间。”王中说，公共艺术是城市的名片，比如自由女神像代表纽约、美人鱼雕塑代表哥本哈根，而芝加哥提出了“城市客厅是我的形象代言人”——它于2004年建成的千禧公园占地24英亩，被称为芝加哥的前院。

　　中国古代也有城市设计，但从现代城市设计为大众服务的角度，是1978年之后慢慢开始。王中说，2004年哈佛大学有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核心结论就是一句话——“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正在向文化积累厚重的城市转移”。“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点火仪式，是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做不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艺术的中轴线。”王中强调，设计不能忽略中国人的文化密码。

　　王中认为，公共艺术当然能给城市带来宜居的生活，但其更深层的意义是“我们到底在培养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日本有一个项目叫“小学生的窗口”——小学生从小从家里窗户往外看到什么，将决定他一生的审美，或者说决定了他未来对这个城市会有什么样的贡献。

　　“城市是能教育人的，城市是能影响人的。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机制，让艺术家、规划师、建筑师、工程人员甚至市政人员，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探讨一种城市新的可能性。”王中说。

　　工业设计是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柳冠中回忆，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北京使馆的室内设计工作，“做了思考、做了调研，拿出图纸到一家著名的灯具厂，老技师却说看不懂，还问我，‘小柳，你设计的是灯吗？’”柳冠中吓了一身冷汗溜回家，想了一晚上想明白了，“我设计的是‘照明’，不是灯具。”

　　“阻碍设计发展的一个硬障碍就是一定要看产品——灯具，其实我们要的是照明，我们意识到好设计应该实事求是地去解决需求，而不是从造型去设计一个美丽的灯。”柳冠中在1985年提出，“工业设计是创造更合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研讨会上，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希拉·德布雷特威尔说，每一个人都必须用本民族的文化经验进行创造与分享。有一次，她邀请学生带一些有“民族提示”的物品到课堂，一个菲律宾学生带了一盒家乡产的午餐肉，盒子上印着民族特色的鲜艳色彩。

　　后来，这名学生从这个盒子出发做了一本书的设计，他毕业后不仅成了一名设计师，还成了一个出版商。“这就是他能够用来自本土文化的一些符号来激发创造的潜力，找到输出的一个点。”德布雷特威尔说。

　　工业设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纯粹的装饰艺术到逐渐与产业结合，到今天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紧密结合。柳冠中说：“中国要超越，并不是要走别人的路去超越别人，而是要走我们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