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全集》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首发 最大限度恢复作品原貌

2019年01月11日 12:01:00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历时8年,打造汪曾祺“善本”

  “搞了那么多年,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有的熬白了头,有的都已经退休了,太不容易了。”汪曾祺之子汪朗面对《汪曾祺全集》感慨万千。

  1月10日,在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开幕的首日,《汪曾祺全集》首发,它无疑是全场最亮的那颗“星”。这套书耗费了8年光阴,是出版人、学者、读者共同打造的一部汪曾祺“善本”。

  最大限度恢复作品原貌

  新收佚文佚信数量颇多

  《汪曾祺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及杂体文字,共分12卷,其中小说3卷,散文3卷,戏剧2卷,谈艺2卷,诗歌及杂著1卷,书信1卷,并附年表。

  作为汪曾祺资深研究专家,全集主编季红真早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就写过关于汪曾祺研究的论文。她说,汪曾祺去世一年后的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过《汪曾祺全集》,汪老的家人送给过她一套。但她发现因为时间仓促,里面错误、问题不少,分类也不细。在2009年的一次会议上,当她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郭娟时,两人一拍即合想重出全集。

  据介绍,与师大版相比,全集新收了更多的佚文佚信。新收小说28篇,其中25篇创作于民国时期;散文卷、谈艺卷新收文章合计100多篇;新收剧作7部;诗歌卷、书信卷新增内容更多。

  关于这部新全集,季红真说,“它的特点是结构性全集,即文体全,不仅收入汪曾祺创作的全部文学作品,还收入了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广告、思想汇报,以及未刊手稿、残稿、书信等。”所有收入的文本,除未刊者外,皆以首发的刊物、报纸等初刊本为底本,并选择精校本进行校勘。

  全集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旧复旧”,且每一篇文章、每一部作品都有题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尽可能充分保留历史文化信息。”在季红真看来,对于新文学作家的研究,找材料一向费劲,研究者往往使用的都不是原典。“我主编《萧红全传》时,就发现《生死场》里的性描写已全部删掉。”她还提及,汉语规范化运动后,繁体字变简体字,有很多字因此产生歧义,也给辨识带来困难,还有的时候会出现编辑改错的情况。而这些在编辑过程中都要恢复原貌。

  主持《汪曾祺全集》编辑工作的郭娟举例说,汪曾祺代表作《戴车匠》有一句话,“一个人走进他的工作,是叫人感动的。”而当初发表时被编辑擅改为“一个人走进了他的工作间”,此次根据手稿校勘后改了过来。“我们是仿照整理古代文献的方法来做这套书,是想打造汪曾祺作品的全本、善本。”郭娟说。

  认对一个字发现一篇佚文

  编者曾兴奋得摔坏了笔

  “认字的事儿,太多了。”郭娟说,由于上世纪40年代作品底本漫漶,有很多字难以辨认,也有此前版本认错的字,这次通过校勘都尽一切可能“认”出来。

  郭娟告诉记者,《侯银匠》有一句“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历来市面上各种版本都是“吃焖饭”;后来汪曾祺女儿汪朝通过扫描原稿放大了看,发现“焖”字实应为“烂”字。原来汪曾祺手稿常是繁简夹杂,此处应该是繁体的“爛”字。

  1950年,汪曾祺曾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这篇文章也曾是黄永玉展览的序言,是一篇极其精彩的艺术评论,此前从未入集。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强是散文卷、诗歌卷及杂著卷主编,他记得,《大公报》提供的原版图书非常模糊,而由汪朝提供的初步整理本也有很多方框,所谓方框即为看不清楚的字。“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通过上下文来校读,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近看远看,用放大镜看,设想各种可能性,1600字的文章,花费了我一个月的时间。”

  不仅认字很辛苦,寻找底本也极其不易。徐强几次南下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查找各种资料。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生活导报》周刊,国内各大图书馆已找不到完整的一套,而且因当时纸张粗糙,油墨印刷不均匀,即便放大也看不清。因为阅读底本需要大量时间,徐强记得曾花费几百元,全套复制了国家图书馆所藏的30多期的《生活导报》周刊,由图书馆刻录在一张光盘里。徐强满以为能多找几首,谁知几十期看下来仅找到了《二秋辑》一首诗。

  徐强回忆,他曾经听《中国艺术报》的一位退休编辑谈到,汪曾祺曾在该报撰文谈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为了找到这篇文章,他先后以高价购得1994年前后好几年的原报合订本,终于大海捞针般从1995年的某期报纸找到了《简论毛泽东的书法》一文。“每当我们发现一篇佚文,或找到一个准确底本的时候,非常兴奋,我曾经兴奋得把笔都摔裂了。”徐强说。

  一群读者也在各处战斗

  近200人提供了有效资料

  《汪曾祺全集》不仅是由一个出版社、一个团队整理、编辑完成,还有很多读者用朴素、真诚的方式在为这套书付出。“这8年来,我曾经以各种方式采访联系过400多人,其中近200人提供了有效资料。”徐强说。

  杨香保是汪曾祺在《民间文学》时期的同事,1958年,他们同时被划为“右派”,并下放到张家口改造。1961年汪曾祺到北京京剧院工作,而杨香保留在了张家口,后任张家口文联主席。2011年,徐强通过电话采访了杨香保,得知1983年汪曾祺受杨香保邀请,故地重游,在当地举办过多场讲座,而汪曾祺的诗作《重来张家口》以及讲座照片、题词等,都在张家口文联内部刊物《浪花》有过登载。杨香保把这些资料都寄给了徐强,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不过时至2014年,当徐强想再向老先生请教之时,才得知他已于2013年年底去世。

  徐强说,汪曾祺昔日的学生也将老师当年的题词寄给了他。著名机械专家林益耀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今年已是90岁高龄。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致远中学任教时,曾是林益耀的班主任。林益耀发来了当年老师给他的毕业题词,这也是目前所见汪曾祺最早的手迹。“不过,遗憾的是,因为体例的原因,这次并未收入。”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新宇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他在主编《袁牧之全集》时,在查阅资料过程中,看到不少汪曾祺文章。但凡有发现,他都第一时间与编辑部联系,并寄送“新发现”。他说,汪曾祺曾有旧体诗写给出版家范用,其中有一首为《咏王婆》,最后一句此前被认为是“不许高墙碍落花”,但他查阅资料时,在1992年的《文汇报》上发现,此句应为“不许高墙碍杏花”,他的发现被予以采纳。

  汪曾祺原来并非大器晚成

  作品有世俗美和高度智性

  在《汪曾祺全集》中,收入了汪曾祺创作的第一篇小说《钓》,而这部作品是小说一卷主编、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李光荣多年前发现的一篇佚文。

  从2003年开始,李光荣因为从事西南联大文学研究,往来于全国多座城市,翻阅了西南联大时期各地出版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发现了大量未经收集出版的西南联大师生的作品,这其中王曾祺早期作品30多篇,而小说有20多篇。正是在此过程中,李光荣发现,《钓》刊登在1940年6月22日《中央日报·平明》第241期,比此前学界认为的汪曾祺处女作《复仇》《悒郁》都要早。

  李光荣说,在文学界,汪曾祺被认为是大器晚成的作家,但事实上,在西南联大期间,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已经走向成熟。一次次的全新发现,更让他重新认识了汪曾祺。

  李光荣认为,汪曾祺早期的小说创作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派两条路径,其中现实主义作品《老鲁》《鸡鸭名家》水准很高,现代派作品《谁是错的》《复仇》《小学校的钟声》《待车》也让他印象深刻。李光荣说,汪曾祺早期作品和后期作品有很强的连接关系,“他早期作品不写大人物,都是普通百姓,不写大城市,爱写小镇。后期作品也是这个路子。”在他看来,汪曾祺的文学思想、文学风格都来源于西南联大的文学教育,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就已经很有名,学校的女生说,汪曾祺是写自己看不懂、别人也看不懂的诗的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汪曾祺是把40年代的文学风格连接到了80年代。”

  郭娟说,她复审了全集全部稿子,对汪曾祺的了解也不断深化。在她看来,汪曾祺是个暖男,对万事万物皆有情,对女子、对儿童、对手工作坊里的手工业者都有爱。但郭娟也感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汪曾祺越来越推崇鲁迅,他变得有锋芒了。

  研究鲁迅、汪曾祺的著名学者孙郁认为,《鲁迅全集》后,最有分量的当为《汪曾祺全集》。他总结道,汪曾祺把中华文化当中最温润的那些东西召唤出来,几千年汉字书写的魅力、汉语言文字的经验,在他的笔下调试出了最有现代性的东西,充满了智性。“他又有很高的智慧,他在世俗社会里面能发现美,而且又超越世俗,这个本领不得了。”(路艳霞)

[责任编辑:杨永青]

相关内容

京ICP备13026587号 京ICP证130248号京公网安备110102003391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7219号

关于我们|本网动态|转载申请|联系我们|版权声明|法律顾问|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86-10-5361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