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间喜剧》，小说成为法国文化的一幅肖像

　　纪念巴尔扎克诞辰220周年

　　因为《人间喜剧》，小说成为法国文化的一幅肖像

　　袁筱一

　　今年是巴尔扎克诞辰220周年。他被人们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笔下的《人间喜剧》不仅让小说成为法国文化的一幅肖像，而且也让其成为一种世界的文学类型。

　　可以说，今天的法国仍然没有走出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的范畴，而世界的其他地方也都或早或迟地走入了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在他逝世时，文学大师雨果曾站在巴黎的濛濛细雨中，面对成千上万哀悼者慷慨激昂地评价道：“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

　　本期“记忆”，就让我们走进这位伟大作家的世界中。

　　——编者

　　“文笔粗糙”的指责，和那些过于雷同的开篇

　　今年是巴尔扎克诞辰220周年，而他在中国的阅读和接受也差不多有了近百年的时间。新文化运动时期，《人间喜剧》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在中国曾经被当作所谓的“先进文化”和“前沿文学”来看待，对中国的“新”文学以及“新”小说不无影响。只是不知道是否该归咎于现实主义的过于冷静，或是《人间喜剧》过于庞杂，他在中国始终没有大红大紫的时候。新中国建立之后，他虽然也是作为不多的几个法国经典作家被翻译和阅读的，不过翻译巴尔扎克的傅雷在中国读者的心中根本就不输原作者。加之傅雷又说过，从文笔上来说，他是不那么喜欢巴尔扎克的，只是译着译着，也就喜欢上了。这一切，大约都是让巴尔扎克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打了个折扣的重要原因。此后当然还有不知哪里传出的，对巴尔扎克“文笔粗糙”的指责。

　　对于巴尔扎克最不厚道的传闻是，巴尔扎克因为负债而写，前一天出去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后一天就不得不把自己关在屋里写连载，这样才能还了声色犬马欠下的债。据说为了写作还债他不得不一天喝十几杯咖啡，以至于五十一岁就英年早逝。生命的短暂与文字的数量两相比较，于是得出了“文笔粗糙”的结论。

　　传闻的真假暂且不论，写得快是真的，九十多部小说不尽然都是上乘之作也是真的，但仅仅凭借数量就能写成法国乃至世界现代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恐怕也是妄谈。所谓巴尔扎克的文笔不够精致，我一向觉得那或许只是相对某一种——例如福楼拜式的——精致而言。“精致”是个既主观又模糊的概念。巴尔扎克繁复的描写有时的确会让人感到厌烦，然而对他的“不够精致”，我一直存有不同的想法。作为佐证，我经常会提及《贝姨》里写小公务员玛奈弗夫妇“冒充奢华的排场”，写到玛奈弗先生的房间仿佛单身汉的住处一般，“室内到处杂乱无章，旧袜子挂在马鬃坐垫的椅背上，灰尘把椅子上的花纹重新描过了一道”，寥寥几笔，不仅与同一个屋檐下的玛奈弗太太的漂亮房间做了对比，写出了先生房间的寒酸，同时又道出了隐约可以想见的玛奈弗夫妻之间不睦的关系(夫妻分房，各自生活)和先生很少回家的事实。尤其是“灰尘把椅子上的花纹重新描过了一道”中的“描”字，无论巴尔扎克的原文还是傅雷的译文，都令人叫绝。

　　要真论到对巴尔扎克的不满，有可能倒是别的方面的。年轻时候读巴尔扎克，不太理解，同时也不太赞赏的是他雷同的开篇。例如在《邦斯舅舅》里，上来是“一八四四年十月的一天，约摸下午三点钟，一个六十来岁但看上去不止这个年纪的男人沿着意大利人大街走来，他的鼻子像在嗅着什么，双唇透出虚伪，像个刚谈成一桩好买卖的批发商，或像个刚步出贵妇小客厅，洋洋自得的单身汉。”而换成《贝姨》，则是“一八三八年七月中旬，一辆在巴黎街头新流行的叫做爵爷的马车，在大学街上走着，车上坐了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穿着国民自卫军上尉的制服。”小说上来的第一句话，时间、地点和人物就一样也不缺，固然人物在变化，终究是陷在“套路”里，感觉是学会了谁都可以写小说。待到后来接触到20世纪的法国文学，看到新一代的写作者对“侯爵夫人下午五点钟出门”的写作方式的攻讦，不禁深以为然。巴尔扎克自己好像也能预估到未来一代的攻击，在《高老头》里，他好像反讽一般地写：“出了巴黎是不是还有人懂得这件作品，确是疑问；书中有许多考证与本地风光，只有潜在蒙玛脱岗和蒙罗越高地中间的人能够领会。”

　　巴尔扎克的魅力，和那些共同探讨人类命运的记忆

　　《人间喜剧》的读者当然不仅限于巴黎，或者仅限于“出了巴黎”的法国人。令巴尔扎克没有太想到的是，他的《人间喜剧》和其他“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随着浪漫主义的浪潮，在后来的日子里席卷了世界各地，通过像傅雷这样的翻译家，出现在世界各种语言的文学中。戴思杰写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就是很好的证明。戴思杰在他的小说里所叙述的记忆应该是那一代年轻人共有的。他们在巴尔扎克笔下触摸到了一个完全陌生，充满“情调”的世界，完全忘记那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更是不想追究巴尔扎克想要描绘的是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背后，怎样的一种威胁。只是读者的趣味有时完全超出作者的初衷，并且是最多变的，最不可靠的。从《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的叙事时间到今天，不过短短几十年，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身边的现实早已超越了巴尔扎克给出的想象，因而在巴尔扎克笔下寻找带有时髦意味的“异域风情”，也随之失去了意义。

　　的确，当巴尔扎克宣称“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学家”，而他要做历史学家的“秘书”时，大约也是想过，如果有一天，大家对法国社会这位“历史学家”都不再感兴趣了呢？他这位忠实“秘书”所记录下来的一切，又将有何价值？但年轻时候——以及后来在20世纪初期意气风发的超现实主义一代——其实也没有想清楚，现实主义中的“现实”、“现实”中的历史和地理与写作阅读中的历史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更没有理解过巴尔扎克所谓“现时的巨幅画面”与无数个“现时”所构成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大家竟也都上了巴尔扎克的当，顺着他的方向想，以为一个世纪过去，在当时的法国发生过一些什么，应该是不会有人再执着的，并以这一点反过来攻击他。

　　但是巴尔扎克的意义真的只是在于他所描绘的、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吗？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在没有进入巴尔扎克的世界之前，只是一团乱麻而已。法国大革命才过去，不仅没有解决问题，社会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动荡中。共和与复辟之间的斗争，欧洲其他势力的介入，拿破仑横空出世……凡此种种，使得法国社会一时间血雨腥风。这一段历史，即便今天隔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来看，依然是模糊的，所谓历史的主线从来没有清晰地显现出来。因为历史会将个体抽象化，只是一味地强调集体意识，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集体的无意识而已。对于巴尔扎克这样的小说家来说，对于历史事实的选择则更是一种责任，一种立场，同时也是一种能力。

　　我们或许不能够忘记，巴尔扎克所在的法国还处在笃信科学进步的时期。因而社会之于小说家，仿佛自然之于物理学家或是生物学家。只要是“家”，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纷繁的场景中——自然的，或者是社会的——抽取能够说明规律和法则的东西。巴尔扎克作为秘书完成的“忠实记录”是这—个意义上的。在《人间喜剧》占有一大半篇幅的“风俗研究”固然首先针对的是“风俗”，落脚点却是“研究”。剩下的“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更是如此。和雨果执着于“九三年”，或是“滑铁卢”不同，巴尔扎克似乎是对所谓的历史事件不太关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分歧或许就是在这里：比起理性的主体承担历史的命题，现实主义者得出的命题更是盲目的历史铸造了主体。

　　因而巴尔扎克比雨果更相信大写的历史对人的规定。于是相信从典型人物可以倒推到将人塑造成这般模样的社会和历史，于是坠入了对于人类未来的深深悲哀之中。巴尔扎克是不会相信冉阿让这种凭一己之力与社会抗争，最后在得到下一代理解的幸福中安然死去的英雄的。因而《人间喜剧》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当然是从理性的角度，对人类生活进行尽可能“真”的摹拟描写。比起从主观角度出发进行描绘的社会和历史，巴尔扎克感兴趣的更是从客观角度出发所观察到的人。在他看来，一个个大众人物就是对历史的记录，就像《邦斯舅舅》上来提到的“雅桑特”一样，能够通过帽子“留存”过去的时光。从此便有了拉斯蒂涅，有了高里奥老头，有了邦斯舅舅，有了一系列巴尔扎克式的典型人物。

　　《人间喜剧》与同时代里依然流行的浪漫主义小说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同样是写人，《人间喜剧》对人物并没有伦理的判断。没有能够统一战胜人类所有弱点的伦理边界。拉斯蒂涅不因为想要在巴黎上层社会中立足的野心就是万恶不赦的，他只是慢慢地懂得了“美好的灵魂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待久”的道理；高里奥老头也并不因为他伟大的父爱就成为社会美好风尚的先导者；伏脱冷当然是阴险的苦役犯，可隐藏的苦役犯既不代表对事先预设的不公平秩序的挑战，也不是“恶”的捍卫者。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无论身份如何，性格如何，是善还是恶，是好还是坏，是坚强还是懦弱，到头来都是一场悲剧。在一个金钱逐渐替代出身进行主导的社会里，这是人类注定的命运。

　　所以指责巴尔扎克的继承者只会写“侯爵夫人下午五点钟出门”的超现实主义者还是低估了“现实主义”这个标签。“现实主义”里的现实远远不是某一个时代里的某一个社会那么简单的问题，否则历史自己就能够纠偏了。可偏偏历史是一列最没有理性的火车——待到之后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得不佩服将近两百年前的巴尔扎克只用一幅没有任何伦理站位的巨幅人物画卷就勾勒出了人类的未来。是巴尔扎克用落实到人物的方式把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变成了一种“元社会”。在塑造这个“元社会”的过程中，巴尔扎克硬生生地把法国变成了世界：今天的法国仍然没有走出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的范畴，纵使他再在小说的起笔处写，“一八四四年十月的一天”；而世界的其他地方也都或早或迟地走入了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纵使他再三强调，“只有潜在蒙玛脱岗和蒙罗越高地中间的人能够领会”。

　　就像我们不用等到巴黎圣母院遭遇火灾，才想起来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一样，我们应该断不至于要等到卢浮宫出了什么问题，才会想起来，在《贝姨》里，巴尔扎克也有关于卢浮宫的绝妙描写：“借着墙上的窟洞，破烂的窗洞，卢浮宫四十年来叫着：‘替我把脸上的疮疤挖掉呀！’大概人家觉得这个杀人越货的场所自有它的用处，在巴黎的心脏需要有一个象征，说明这座上国首都的特点，在于豪华与苦难的相反相成。”又有谁会怀疑，这个“上国首都”的特点，就是当今世界的特点呢？卢浮宫旁的小街陋巷容易整饬，但是世界就仿佛一个巨大的卢浮宫，平复了这里的伤疤，曾经的繁花似锦却又沦落成了新的伤疤。

　　因而，《法兰西世界史》的“1842年”就是献给巴尔扎克的，作者写道：“1842年，巴尔扎克笔下的《人间喜剧》不仅让小说成为法国文化的一幅肖像，而且也让其成为一种世界的文学类型。”在这位历史学家的笔下，巴尔扎克的作品因为“自觉承担起利用文学来汇集或重新汇集一个民族的人物”，从而“照亮了文学想象世界化的新进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这里得到了最为正面的注解。或许，当法兰西民族在今天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时，也的确是时候重新发现巴尔扎克的魅力了。重新发现巴尔扎克的魅力，就意味着重新唤起曾几何时，与世界共同探讨人类命运的记忆。而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重新发现巴尔扎克魅力的，又何止一个法兰西民族呢？

　　(作者为著名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