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孩子讲好故事——谈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

　　为中国孩子讲好故事（高峰之路）

　　——谈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具有时代标杆意义，他们拥抱儿童，深入童心，扎根中国大地，紧贴儿童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感动和影响同时代的少年儿童，成为一代人共同记忆，成为常读常新的文学经典

　　社会发展瞬息万变，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为今天的孩子写作比以往更难，作家们需要沉下心来，真正深入儿童生活，熟悉他们的日常，了解他们的想法，体贴他们的内心，温暖心灵，鼓励成长

　　儿童文学是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最快的文学板块之一：儿童文学出版蓬勃发展，涌现一批广受孩子们欢迎的作家作品，以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为代表，优秀中国儿童文学越来越走进国际视野。与此同时，如何理解现实、把握时代、更好地塑造儿童文学的典型人物以加强现实题材儿童文学创作，推动中国从儿童文学大国向儿童文学强国迈进，既是新时代对儿童文学提出的新期待，也是儿童文学实现美学突破的内在要求。

　　弘扬现实主义传统

　　现实主义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一脉相承的发展主潮，这一传统经由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原创童话集——叶圣陶《稻草人》开创，三四十年代张天翼童话《大林和小林》以及陈伯吹、严文井、金近等作家作品承继推进，源远流长地贯穿于整个现当代中国儿童文学艺术长河。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鲁迅先生以其敏锐眼光，1937年就刊文充分肯定《稻草人》的时代意义：“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

　　鲁迅先生所肯定的这条路，正是中国儿童文学立足现实、讲好中国故事，立足儿童、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立足本土、坚守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之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形成多样共生格局，各类文体尤其是少儿小说、少儿报告文学与童话创作，以其独特艺术实践奉献出一批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的精品力作，对少年儿童精神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成就证明，那些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具有时代标杆意义，他们拥抱儿童，深入童心，扎根中国大地，紧贴儿童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感动和影响同时代的少年儿童，成为一代人共同记忆，成为常读常新的文学经典。

　　2014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少年儿童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应该同成年人不一样，要适应少年儿童的年龄和特点。我看，主要是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在讲到“心有榜样”时，习近平同志特别提出优秀儿童文学艺术作品塑造典型人物的巨大精神价值、榜样力量与审美作用：“心有榜样，就是要学习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美好事物”“过去电影《红孩子》《小兵张嘎》《鸡毛信》《英雄小八路》《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说的就是一些少年英雄的故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要把他们立为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像他们那样追求美好的思想品德。”习近平同志列举的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儿童电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原创儿童文艺精品佳作的代表，这些作品深深影响感染几代孩子，成为他们美好的童年记忆，为中国儿童文艺打下了坚实而丰厚的现实主义传统。

　　儿童文学对塑造少年儿童精神世界、帮助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会让人终生受益，因而这种文学创作应当具有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与美学使命。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美好事物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与精神资源，是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审美设定。从抗战题材的《鸡毛信》《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满山打鬼子》《少年的荣耀》，到校园题材的《罗文应的故事》《草房子》《今天我是升旗手》等，当代儿童文学弘扬现实主义精神，塑造了一批典型人物形象，极大丰富了中国与世界儿童文学艺术形象画廊，成为滋养儿童生命的丰厚精神养料。

　　挖掘现实题材富矿

　　当前，在如何加强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如何更好塑造儿童文学典型人物、如何做大做强儿童文学等方面，还有一系列需要讨论的问题和需要开拓的空间。

　　如有人主张儿童文学应当远离儿童所不熟悉的现实社会，不涉及成人世界的社会、政治、历史等内容，而应将“纯粹的艺术审美”作为儿童文学创作目标，因此像叶圣陶《稻草人》之类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并不是好的儿童文学，甚至是“最失败的一篇”。而那些大写“娃娃兵”的《小兵张嘎》等抗战题材儿童作品，则“会使下一代时时渴望进入战争状态，以致不惜打破和平美好的日常环境，还以为这是在创造英雄业迹”，这样的观点是需要反思的。

　　叶圣陶最初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时，何尝不想写美好单纯的童年梦？他早期童话如《小白船》《芳儿的梦》等作品充满幻想，用理想主义的弹唱编织童话世界。后来他发现“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企图！”（《稻草人·序》）有了这样的觉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叶圣陶等一批作家将现实题材引入儿童文学。可以说，扎根现实是作家的良知与担当的必然选择，也是儿童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抗日战争时期，直面战争现实、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报告文学、戏剧成为儿童文学最发达的文体，小说如《鸡毛信》《小英雄雨来》，童话如《大林和小林》等，都受到广大少年儿童欢迎，而那些远离现实的文体和作品，则比较薄弱。新中国成立后，经受抗日战争洗礼的那批作家创作抗战题材小说，其本意于铭记历史、弘扬正义、珍重和平，儿童文学创作当然有其独特视角和自身规律，但这不等于要无视历史、回避现实，更不意味着儿童文学不能书写战争。

　　我们注意到，新世纪出现了新一波创作抗战儿童小说潮流，作家基本是“70后”“80后”，这些作家出生、成长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和平年代，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他们为何要书写战争环境中长大的少年儿童？他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80后”女作家赖尔小说《我和爷爷是战友》中，两位主人公“90后”高三学生李扬帆和林晓哲，感到迷茫、郁闷、找不到北。穿越到那一场残酷而壮烈的战争中，他们的灵魂受到洗礼。小说以感人艺术力量，鼓舞孩子们勇敢顽强、捍卫和平、追求光明。作家赖尔在小说后记中说：书写那个时代的故事，因为她发现其中蕴藏着许多值得今天孩子们思考的问题，有助于培养他们尚普遍缺乏的优秀品质，通过阅读这样的故事，孩子们“读到那个时代的价值，读到一种成长的责任。”从抗战历史中寻找有益于当代少年儿童精神成长的宝贵资源，是这一批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愿景。

　　艺术重要使命之一在于以审美方式承载对人类命运和民族历史的思考。透过《我和爷爷是战友》《少年的荣耀》《纸飞机》等作品，我们看到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不断进取的良好态势，更看到民族下一代茁壮成长、欣欣向荣的希望。

　　重点书写当下

　　中国儿童文学选择现实主义不是偶然的，不是兴之所至，而是时代呼唤与社会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儿童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审美逻辑。

　　当前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有一种现象需要引起关注，即偏重“童年性”忽视“儿童性”。童年性是过去，儿童性是当下。童年回忆、童年经验、童年情结是作家创作的重要源泉，许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往往是作家“朝花夕拾”之作。近年来，抒写“我们小时候”的童年性已然成为一道亮丽风景，一批中老年作家推出《童年河》《童眸》《红脸儿》《吉祥时光》《阿莲》等精彩作品，这种创作潮流也催发一批年轻作家书写“我们小时候”故事的尝试。

　　作家们的选择无可厚非，但总让人感觉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少了些什么。当作家们一股脑儿转过身盯着“自己小时候”，很可能就丢下了今天的孩子，而他们的生活和心灵更需要文学观照。社会发展瞬息万变，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为今天的孩子写作比以往更难，作家们需要沉下心来，真正深入儿童生活，熟悉他们的日常，了解他们的想法，体贴他们的内心，更多书写他们成长中经历的场景、遇到的困难，温暖心灵，鼓励成长。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一批中青年作家推出了多部有分量、贴近“儿童性”的现实题材作品，如董宏猷的《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牧铃的《影子行动》、陆梅的《当着落叶纷飞》、徐玲的《流动的课桌》、麦子的《大熊的女儿》、徐则臣的《青云谷童话》、胡继风的《鸟背上的故乡》、张国龙的《无法抵达的渡口》等。

　　加强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除了坚持细节真实之外，还需努力塑造典型人物形象。这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经验所在，也是新时代儿童文学新作为的重要课题。

　　鲁迅先生说得好：“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发荣滋长的。”为了中华民族下一代健康成长，砥砺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新作为，加强儿童性，塑造典型人物，讲好中国孩子的故事，为中国孩子讲好故事，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