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70后实力派作家付秀莹与作家曹文轩、评论家贺绍俊一起做客字里行间书店,就付秀莹的新作《陌上》及中国乡土文学展开对谈。在曹文轩看来,付秀莹的书写跟前人的任何乡村小说都不一样,与过去那些作家对乡村的解读不同,她更带有包容性。她把批判的东西隐藏得很深很深,呈现出对乡村、对乡村人物的处境、对乡村一草一木的悲悯。“她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乡村小说。”
“风景”是曹文轩在评价《陌上》时提及的一个关键词。他在付秀莹的作品里看到了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所缺失的风景,他个人很欣赏这种大段大段的风景描写。一来风景描写很好地控制了读者的阅读节奏,避免因不停地讲故事而造成的阅读劳累。曹文轩做了一个类比,“我原来看人艺演出的时候,很喜欢幕间的休息,中间停下来,戏断了,灯亮了,有人去卫生间,有人到外面抽烟,吃点东西,铃声再响,再进来接着看,非常享受。如果没有中间的停顿,一路演下来,感觉会很不一样。秀莹的风景描写也具备这种效果。”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曹文轩在付秀莹的风景描写中看到了万物有灵且美的原始主义哲学倾向。“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在她的眼里都是有灵气的,太阳、月亮、柳树、河流、田野,在她的笔下是有灵魂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启迪,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之所以会表现出那种状貌,是因为那些草木教化了他们。”
左起:付秀莹、贺绍俊、曹文轩
以华北平原一个村庄为背景,《陌上》采用透视的笔法,试图勾勒一幅乡土中国的精神地图。那些乡村的女性站在命运的风口,任时代风潮裹挟而去。翠台姐妹、婆媳间的家长里短,喜针、小鸾们夫妇间的恩爱情仇,渗透着的是对乡村传统伦理的依恋和坚守;香罗、望日莲等对外面和两性关系的新审视,则是对传统的逃逸;建信、大全手中的权力和财富,则是重建乡村秩序过程中破与立的矛盾,也是纠缠。她们内心的辗转、跌宕和进退失据,都得到细腻的描绘和呈现,而笔底则始终鼓荡着生命隐秘的呼啸风声。在这个时代,一个乡村妇人的心灵风暴,并不比都市女性简略,甚至更加丰富。
《陌上》一书也是付秀莹文学版图中“芳村”的整体亮相,绘制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斑驳面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觉体认,对中国女性的经验与情感的敏锐捕捉,对传统中国美学的全新探索,小说不仅藉此展露出了独特生动的个体生命体验,而且揭示出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密码。本书甫一问世,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反响热烈。有评论家称《陌上》是“中国当下乡村世界的精神列传”。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评价说:“行于陌上,看次第花开,付秀莹好一副白描手眼。天下事,犹未定,风云只在女人眉头心头之间。温婉情怀,曲尽万般滋味,见天地,见世道人心。”著名作家刘庆邦也称赞道:“付秀莹的文字是心灵化的。她喜欢探究心灵的奥秘,愿意捕捉和描摹人物内心汹涌的风景和起伏的潮汐。从付秀莹的小说中随意截取一段文字,我们都能看出,那些文字在付秀莹心灵的土壤里培育过,一一打上了她心灵的烙印。”
贺绍俊则称:“我觉得付秀莹的小说是有她的精神世界,她的精神世界可以说就是她的故乡,就是对乡村伦理精神的缅怀。可贵的是,她不是守旧式的缅怀,不是把乡村伦理作为逝去的旧的东西去缅怀,而是看到乡村伦理精神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即使是写城市生活,她也写出了我们城市里面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纠葛,写得非常微妙。所以,她在今天的小说创作中是非常独特的,非常值得坚持的。”“从付秀莹描述的乡村秩序背后跳动不安的灵魂,体会到人性是多么的美丽,又是多么的富有生命力。而这正是付秀莹小说的精神价值。”
付秀莹坦言,“我得承认,我是一个情感饱满的人,这是天性。对于生命中那一段亲爱的岁月,我无法做到不动声色。那个遥远的村庄,那大片的田野,那条村路,那个院落,里面盛放着我太多的记忆。隔着重重光阴,当我一遍一遍通过文字的小径,重新回到过去,回到我的亲人们身旁时,我丢盔弃甲,放下了全部的伪装。我的抒情是真挚的,即便是矫情,也是真挚的矫情。这个时候,除了内心,我什么都不在乎”。但对付秀莹而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她首先并且最终关注的是生活其中的“人”,“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中的命运,在命运中的跌宕和辗转,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展现的人性,人性中那些明处和暗处,那些幽微的,隐秘的,曲折的,明暗交错的部分,我对这些有着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心”。
在对谈现场,曹文轩还提到了多年前付秀莹写给他的一封信。信是用很地道、很圆满的文言写的,曹文轩表示,即便在付秀莹现在的写作里看不到任何文言文的痕迹,但付秀莹与这种语言之间的血脉联系始终让他印象深刻。“我在想,现代文学那帮作家,他们的语言为什么好?就因为他们的旧学根底比较好。像鲁迅作品里那句话,‘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瑟的荒村’,我们能说那是白话吗?但也不是文言。我觉得那股气,那种韵味是从文言里过来的。我没有向她考证过,但有那封信在,我还是有理由把她的语言质地和她曾经有过的文言方面的工夫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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