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解密”

　　《当代学人精品：朱正卷》，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正

　　广东人民出版社请葛剑雄教授主编“当代学人精品丛书”，邀我加盟。我就把正在编的这本书奉献出来。本书原来拟用《解“解密”》作书名。这是我曾发表的一篇书评的题目，全篇说的是《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的误译之处。用篇名作书名，是因为本书中大部分内容，是我阅读这一部档案集以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和《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这三部解密档案的札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阅读时候的收获，分析和讨论我从这些材料里看到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和细节；另一部分是我发现译文里的错误，写下来为读者释疑解惑，日后编译者和出版社修订重印也好用作参考。

　　傅斯年说过：“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说得真好。没有史料，当然不可能有史学。不过要注意：傅斯年说的不是“史学便是史料”，而是“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本身并不就是史学，史料学才是史学。史料学就是对史料的研究。占有史料，并不能够表明已通史学；只有对史料作了深入的研究，才能够说是入了史学之门。

　　说到史学，人们喜欢引用刘知几的名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楠斧斤，弗能成室。”用今天的话来说：才，大约是指天分或者说智商；学，是指相关知识或者说占有的史料；识，就是指判断力了。刘知几虽然认为才、学、识这三者“世罕兼之”，我看三者彼此之间还是互有联系的。即使是史才、史识，虽说天分的因素重要，都不是不可以经过训练来提高的。至于史学，更只是有待于长时间的积累了。没有在长时间里积累广博的知识，治学就难免空疏，就如同木匠没有木料和工具一样。我看这几本档案译文中的一些错误，就觉得编译者在才、学、识这三方面都似乎有所不足，如果相关知识多一点，有些地方是不会弄错的。这里，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里面的《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这一件档案的附件为例。译者缺少中共党史方面的知识，不知道那时候正在开展一场“肃反运动”，不知道他在翻译的这个文件是一件关于“肃反运动”的重要史料，以致整篇译文里根本没有出现“肃反运动”这个专有名词，把“肃反运动”全部误译为在中共党史上没有文献根据的“肃清运动”了。这当然是译文的缺点。不过，我以为阅读这些有缺点的译文，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史学的训练，要能够在这些缺点错误后面看出它没有正确译出来的本意、看出它的价值、它的重要性来。我就是以这种态度来读这些书的。

　　我写这些札记，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自己看懂它。遇到看不懂的地方，疑心译文有误，是在查阅相关书籍之后才弄明白的。有的年轻朋友不知底细，说我“学识渊博”。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渊博”，书中我所引证的那些材料，许多都是现买现卖，临时从手边的工具书（例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等）里面查找出来的。有些俄文方面的疑难问题，我是向蓝英年兄请教才解决的。这完全是为了自己研究的需要。第二个目的就是供编译者和出版社修订重印时候作参考了。至于现在把它印成一本书出版，我想是可以供这几部档案集的读者作参考，帮他省下一些勘误的工夫；对于没有读这几部档案集的读者，就算是给他提供一个关于读书方法的建议吧。

　　我必须说，这些译文虽然有错误，但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它们大大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我根据其中的材料写出的关于瞿秋白的生平、关于“肃反运动”、关于“大跃进”、关于“匈牙利事件”、关于中苏关系的那些文章，就是明证。如果没有这几部书，我哪里能够写出这些文章来呢？这几部书可说是一座宝库，我不过刚刚开始发掘，相信读者诸君也能够从其中找到很多的研究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