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主人”幻觉是怎样产生的？

　　所评图书：

　　书名：《宇宙的主人，市场的奴隶》

　　作者：（美）史蒂芬·贝尔、（英）安德鲁·欣德摩尔

　　译者：廖岷 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6年9月

　　 文/郑渝川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的这句话，也完全可以用来总结当代金融。金融运作，金融创新，必须要获得自由的空间，摒除不当管制，却并不能让所有管制都靠边站。野蛮生长、盲目扩张而实现的金融繁荣，会让人特别是那些从繁荣中收获最大利益的人，产生自己就是世界的主宰、“宇宙的主人”的幻觉，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市场的奴隶。

　　美国金融、产业研究专家、昆士兰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芬·贝尔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欣德摩尔合著的《宇宙的主人，市场的奴隶》一书，融合经济学、金融理论和社会学、政治学中各种制度主义理论，深入剖析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令人信服的指出，这场危机并非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银行家所宣称的那样不可避免、无法做到事前预料。因为在金融危机影响最为深重的英美两国，同样存在更趋稳健发展而躲过了危机侵袭的顶级金融机构（如摩根大通、富国银行、汇丰银行等）；而在同属英语国家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金融机构受到监管部门的强力约束，普遍遵循传统的银行业务模式，而未曾过度染指“有毒”债券，美国金融危机相反成为这些机构提高竞争力和品牌信誉的重要契机。

　　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之后欧洲国家所陷入的欧债危机的常见解释，一是强调投行和投资者的贪婪，二是监管者的失当。史蒂芬·贝尔和安德鲁·欣德摩尔认为，这两种常见解释至少是不完整的。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和英国市场上的投资者，就一定比澳大利亚人和加拿大人更贪婪，而澳加两国的监管部门的行动能力也并未超出他们的美英同行。两位书作者在书中分析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英两国及采用美英模式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顺应当代资本主义中心的结构化转移趋势，积极促进金融创新，因而收获了金融繁荣的丰硕成果。但因为金融和贸易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不同市场和经济体的关联性日益增强，金融系统化风险的体量和复杂程度也因此远远超出了20世纪70年代及之前的时代。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应当既要保障和促进金融创新，也必须及时优化升级监管方式——恰恰相反的是，美英两国在那之后推行信贷市场、资本市场的去监管化，甚至响应投行冒险家的呼吁，为“有毒”债券等高风险金融产品推向市场主动解除了监管规制。

　　书作者认为，美英两国20世纪70年代至2008年更加复杂和规模更大的金融化，持续不懈的去监管化，对于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形成了一种错误的制度激励，再加上“交易员相信美联储（以及英格兰银行）总会出手救助因泡沫破灭而走投无路的鲁莽的交易员”的政治上的兜底机制，就让不负责任的冒险被提速到最为泛滥的水平。这种情况下，银行家和交易员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不愿承认自己已经成为市场和结构的“奴隶”，却依然毫不犹豫的启动更加激进的冒险操作。因此，金融危机的教训应当被总结为，“人类理解力和掌控力的有限性，即无法完全理解并控制复杂的体系，以及鼓励风险承担的激励体系的不当后果”。

　　《宇宙的主人，市场的奴隶》书中第三章介绍了美国十大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英国六大银行以及欧洲其他主要投行在金融危机中的命运。第四章则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主要银行作为分析对照，介绍了这些银行的业务模式、行动路径及澳加两国的监管体系。这两章的内容非常翔实，完整的梳理出美英两国主要银行在危机前的盲目乐观和莽撞扩张经营，与危机中遭受重创的因果链条，以及美英两国少数大银行及澳加两国金融机构避险的奥秘所在。书作者总结指出，能够安然度过危机甚至脱颖而出的金融机构，通常具有低杠杆率、对批发融资依赖程度较低、对证券化资产的交易敞口较小或退出相应高风险证券化资产的时间较早三大特征。

　　全书第五章和第六章则揭示指出，长期并行的金融化、自由化与去监管化政策导向，以及因此出现的错误激励机制，的确扭曲了市场上多数参与者对于风险的认知。书作者罗列了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和英国主要银行家的一些典型言论及行为，指出这些人的确相信市场的有效性及自修复能力，因而真心实意的将风险管理认为是不必要的累赘（况且，危机之前各主要投行建立的风险管理机制和模型，本身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雷曼兄弟公司当时的掌舵者迪克·富尔德多次公开羞辱在他看来过于保守或重视风险分析的交易员，而花旗集团的风险分析师甚至被禁止参加公司业务会议。因为低估风险，拒绝承认冒险者已经成为市场奴隶的现实，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极力游说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快去监管化进程，恰恰美英监管部门的主要官员对风险的看法跟前者也如出一辙。

　　在书中的第七章中，读者也将了解到，富国银行、汇丰银行的高管对于风险的认知更具全面和深入，更愿意在风险管理上投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高管也多亏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才证明自己的审慎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很可能会被排挤出所在的金融机构。全书第八章深入探讨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监管部门是如何塑造有助于控制风险的金融业竞争规则的，指出20世纪80、90年代两国先后发生过局部银行危机，因而监管部门和主要的金融机构都充分吸取了教训。

　　尽管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英国等国开始重新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一些方案和条款甚至引发了金融业界的强烈不满，担心损害金融创新的动能。但在书作者看来，截至目前，美英两国的金融改革，依然是十分有限的，即没有触动刺激更高利润的狂热追求的自由放任理念，这种情况下出台的严加监管措施，带来的影响并不是金融机构按要求摒弃高风险冒险操作，而是将风险更为隐蔽的转移到影子银行等监管套利行为。书作者援引奥巴马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的话说，银行业已经陷入“金融危机失忆”，不断制造对于强化金融监管的障碍。这也意味着，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赢了战役”，却无法避免“输了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书作者提出了具有革命色彩的金融监管改革建议，就是改变金融业的定位，不再定位为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和国际竞争力，而转为“基本公共服务功能”（参照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北欧国家的定位），简化银行业，压缩或剥离其中的冒险、投机、赌博式的业务，要求金融业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并纳入严密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