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到2040:中国经济走向巅峰之路

　　发展之路没有终点,中国经济也远未达“巅峰”。下一个30年,中国经济从目前的发展中经济体演进到一个类似现在发达经济体的程度,演变到一个相对稳定、完善的系统,并在产出和分配方面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和公平并重”的转变,同时经济增长呈现更强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并更好地满足普通民众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经济的“巅峰”状态。

　　30年之变: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三十”似乎是中国历史中一个神奇的数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俗语在中国近代史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以30年为界限,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可分为三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各有其主题:建国前30年(1919-1949)的自救;建国后前30年(1949-1979)的自立;改革开放30年的自新(1979-2009)。在改革开放的3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从封闭向开放的彻底转型,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下一个30年呢,中国经济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将走向何方,2040年代的中国经济将会怎样;建国百年之际、2049年的中国将会怎样?

　　回答中国经济未来30年向何处去?必须对以下几方面有客观、清醒的认识:第一,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如何,在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中的位置是怎样的—— 或者说,我们现在哪里;第二,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是怎样的,为什么取得这样的成就 —— 换言之,我们以前做对了什么;其三,中国经济现有的主要问题以及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如何 ——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再作什么。对前两个问题的认识是我们“自信”的来源,而对后一个问题的认识是我们“自新”的动力。面对经验和成就建立“自信”并不难,而面对积弊和变局不断“自新”才是真正的挑战。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中古时代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推动了欧洲的全面、高速崛起,而中国则开始了相对和绝对意义上的双重衰落。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仍处在“追赶”西方的阶段,距离达到西方的人均生活水平,乃至“超越”西方回归历史上的领先地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经济转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几方面紧密交织、协同演进、共同推动发展的历史。“中国奇迹”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很多,其出现取决于不同层面、内部外部众多因素的叠加。然而,决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部分重要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始于2008年美国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经历了美国、欧洲、新兴市场交替重叠的“三波”之后,开始展现其对全球和中国经济的“二次冲击”。拥有诸多引擎的全球化客机减速,部分国家国内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政策上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导致全球资源“逆向”流动,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对积极谋求开放发展的中国而言甚堪忧虑。

　　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有利条件(如“人口红利”、低成本要素的大量供给等)逐渐消失,前期积累的矛盾(如环境、社会问题)日益尖锐,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道路越走越窄。展望2040年,中国经济有望呈现长周期的“L”型走势,只有重塑“中国模式”,才能再创“中国奇迹”。

　　虑远慎微

　　中国经济再启航,三方面关系的处理将决定其航向。首先是经济与环境、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方面,应正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收入提高和社会进步,财富水平和民众幸福等几方面的“落差”,以积极有序的社会治理和体制改革解决关乎民生、民权的重要问题—— 这其中既有经济问题,也有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问题。其次,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关键是纠正政府和市场的功能错位,明确界定两者的边界—— 既发挥有效、有力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以有限、有为的政府作为应对市场失灵,解决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界定的重点是政商关系,难点在国企改革。应扩大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并通过企业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项目层面的公私合作伙伴(PPP)提升国有和民营经济间的协同效应。再次,市场领域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问题,涉及金融深化、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等相互关联的问题。这方面,应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新兴行业、绿色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和推动长远发展的作用,并调整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极其不合理的利润分配关系。

　　适当减速、平稳行驶对中国经济顺利实现“弯道超车” 是必要的;同时,“发动机”也必须更加强劲。中国发展前路漫长,危机和忧患意识必不可少。30多年来的“压缩式”发展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从而为其他领域的变革提供了助力,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方面,在社会、政治、法制等领域,很多方面的进展并没有跟上市场经济的超前发展。中国经济的现实离法治的、公平的、公正的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同时,利益格局呈现固化倾向,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增强,这都可能成为阻碍变革、妨碍进步的力量。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对中国经济而言,外部环境好可以掩盖内部问题,高速增长可以掩盖结构矛盾。然而,在经济“新常态”下,原有的问题、短板和矛盾会显得日益突出。短期内,如何避免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经济停滞的“拉美病”很重要,而经济的成功转型是关键;从长远来看,则需要考虑避免高收入水平上经济停滞的“日本病”,这就需要在基础研究、金融实力、人力资源等方面瞄准世界领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