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荒诞与隐喻的黑色寓言

　　充满荒诞与隐喻的黑色寓言

　　——卡达莱新作《长城》编辑手记

　　文/张慧哲

　　2016年9月中旬，距离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还有一个月之际，腾讯网、凤凰网、北京青年报……各大媒体的文化版编辑再次拨通我和我几位同事的电话：“请联络高兴老师接受我们采访。“请代我们联系郑恩波老师。”“请再帮我们与卡达莱做一下沟通。”……如此多管齐下，如此严阵以待，皆因过往的十年以来，伊斯梅尔-卡达莱始终位居各大博彩公司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的前列。

　　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在中国一直名头不够响亮，甚至对于很多年轻读者来说，听到阿尔巴尼亚这个名字，还以为是某个非洲小国。而事实上，早在2005年，卡达莱便以他的成名作《亡军的将领》一书获得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欧美文学界交口盛赞他可与海明威、卡夫卡等大家比肩。而中国与远在东欧的阿尔巴尼亚之间错综复杂的渊源，也是卡达莱作品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主题。

　　卡达莱因几部长诗而奠定在阿尔巴尼亚的文学地位，因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在三十余国的出版而蜚声国际文坛。然而，阿尔巴尼亚国内政治环境的风云变幻，令他的命运也随之多舛。

　　1986年开始，卡达莱陆续将几部小说以及一些诗歌的手稿分批带往法国，因为这些在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是无法出版的。按照当时阿尔巴尼亚的法律，绝对禁止“泄漏”文学稿件，所以卡达莱将其伪饰成用阿尔巴尼亚语翻译的西方作品。他将手稿中的名字和地点替换成德国或奥地利的，假称其为西德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著作。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他每次只带几页，最终通过一位法国朋友两次飞往阿尔巴尼亚，将稿件全部带到了巴黎。

　　这些稿件被存放在巴黎城市银行的一个保险箱里。它们清楚而直接地表达了卡达莱对阿尔巴尼亚政体的看法。其中便包括《长城》一书的部分手稿。在此之前，他只是间接或隐晦地提及此事。

　　当时的卡达莱，对阿尔巴尼亚时任政府的垮台没有任何预知。他之所以将那些“危险的”手稿转移至巴黎，是为了让出版商能在自己突遭自然或是“意外”死亡的时候，能将这些不为人知的作品迅速出版。

　　《长城》一书包含三个中篇小说，分别是《长城》《致盲敕令》及《阿伽门农的女儿》。《长城》围绕对峙在长城两侧的一位明朝官员和一个蒙古士兵展开。征服了奥斯曼帝国的帖木儿却无法突破明朝的薄弱防线。《致盲敕令》的背景是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改革，描述了一个阿尔巴尼亚家族在帝国暴政下的悲哀命运。《阿伽门农的女儿》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真实的阿尔巴尼亚，借助两则希腊神话，讨论了西方文化传统的根基——专政的一面。全书情节循环往复，有如迷宫般精巧别致，仿佛充满荒诞与隐喻的黑色寓言，讨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统治。

　　时过境迁，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阿尔巴尼亚的政局也不复从前。这些手稿在1994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陆续在法国出版，随后又在阿尔巴尼亚发行——而且是以两个版本，被偷偷带出阿尔巴尼亚的假冒西方作品版本以及恢复本来面目的原始版本。卡达莱正是希望它们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这个世界，希望它们能跨越将阿尔巴尼亚与世界分隔开来的那条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