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学批判三部曲”作者佛尔谈东亚佛学

佛尔像（澎湃新闻 刘筝 绘）

　　（一）我们应该折回源头来考察佛教

　　上海书评：中国读者知道您是一位禅学（尤其是北宗禅）专家，同时也是一位日本宗教和密教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能先请您谈谈您的求学经历吗？

　　佛尔：我最初在法国时并没有研究佛教，就有限的阅读而言，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教授的著作。我读到他关于禅的一篇论文，对柳田圣山赞誉有加，这间接地将我推向柳田。

柳田圣山

　　然而当我到日本时，柳田圣山一开始就询问我是否知道戴密微已于近期离世。在此之前，我曾想要返回法国跟随戴密微学习，但是我从未有机会碰到他。接下去七年，我主要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亲炙于柳田先生门下。柳田先生对我很友善，我经常和他辩论数小时，问他各种问题，而他也喜欢被挑战。在一次辩论后，他对其他在场的学生说：“一个外国人使我陷入窘境，这还是第一次，然而我却感到非常享受。”想起来分外有趣。那是苦恼的岁月，同时也获益颇丰。我钻研如《传灯录》《祖堂集》及其他禅的文献总集，完全沉浸在公案中，这是一项非常专精的工作。然后我意识到，如果想要理解道元禅，我必须折返到它的源头，这就是我研究北宗禅的动机。但在那些年，我沉浸在文本研究和禅修实践中，在离我的寓所很近的著名禅寺（天龙寺）打坐，有为期两年出色的禅修经历。在某次“摄心”活动中，经历了一整天的坐禅，我们开始端坐在绿侧，欣赏美丽的禅的庭园。那儿有一盘满月，我彻底沉浸在某种精神状态中。接着，一个和尚走向我，说道：“你需要奶酪吗？”接着他从袖子里掏出一些奶酪。那时我意识到禅僧比我想象的要现实得多，因此更好地理解了禅的传统。

福柯在日本

　　1980年，我在日本的学习快结束时，遇上了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福柯。他是当时法国哲学思想界的主角，有一阵我担任了他在京都和奈良的导游，对他的个性自然印象深刻。我把他介绍给我在天龙寺的师父，由我充当翻译，他们似乎在同等层面进行交流。因为福柯很好奇，师父就说：“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打坐呢？”福柯和他的朋友试着盘坐，但半小时之后，他们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我非常惊讶，因为他刚刚出版了《规训与惩罚》这本书，而这部书的内容全是在讨论肉体惩训。我当时想，他写的书是关于肉体实践的，却从不亲身进行肉体实践，而当时我认为肉体实践是重要的。不过，无论如何，我开始阅读他，发现他，也阅读德里达和其他思想家。这种经历促使我对理论发生兴趣，后来我试图将佛教与所谓的法国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起先我考察北宗禅，发现北宗在禅传统中是一只被驯服的“替罪羊”，接下来我意识到许多在早期禅里显而易见的东西都应该被拒绝。例如“顿禅”，哪里有什么“顿禅”？这种态度也应该付诸佛教中的许多遗迹、修行、仪式。“顿”仅仅是一种修辞，在禅的实际修行过程中，禅僧和其他僧侣没什么不一样。禅僧假装不同，但实际上他们仍然在举办各种仪式，他们仍然膜拜遗迹和圣像，许多事情都可以按照这种理解得到解释。于是我开始考察所有这些在禅传统中被忘却的方面，我也在日本中世纪宗教史研究中贯彻这种思想。后来，我意识到所有诸如此类被忽视的元素实际上都来自密教，因此渐渐地对密教兴趣渐浓，目前依然在从事相关研究。

　　上海书评：说到福柯等思想家，您是如何看待“理论”的呢？

　　佛尔：现今每个学术领域都以非常保守的姿态限制其自身，它们都试图维护自己的边界。因此，作为学术领域的“宗教研究”或“佛教研究”，本能地拒绝“外面的人”（其他学科）进入。因此，当我最初将“理论”带入佛教研究时，并不受欢迎。我与福柯会面之后（我们后来又继续在法国会面），我意识到“权力”和“规训”在禅史研究中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此开始真正地以福柯的方式来理解禅的传统。此外，德里达的思想对理解公案传统也是一种帮助，例如他关于“文字学”、“书写”和“言语”的理论。我想这也是通往“语录”的有效方法，因为“语录”是人们言语的记录，换句话说，这些言语的记录文本声称它们不过是“机缘问答”的誊写本而已，但实际上它们一开始或许就是“书写”出来的。我发现德里达解构西方传统的思想对佛教研究非常有用。

　　上海书评：在中国，我们有一个专业叫“中国佛教”，我们的佛教研究使用的材料绝大部分是中文书写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东亚”是西方佛学研究的关键词。对这种差别，您怎么看？

　　佛尔：从西方的视角看，东亚佛教，或者更具体地说，中国佛教，很长时间都是经由日本人的视角来看待的。而且日本佛教一直视中国佛教为其源头，因此许多重要和有趣的日本佛学研究是关于中国佛教的。所以，从日本人的“棱镜”中观察中国佛教就是理所应当的了。但最后人们开始明白这不是通往中国佛教的最佳方式：我们应该折回源头来考察。一些学者（包括我自己）受到“返回早期禅源头”的诱惑，从被重新发现的敦煌文献角度考察中国佛教。

　　起先我们试图从日本视角趋移到东亚佛教，包括中国和韩国，但却陷入某种中国或韩国的对日本视角的“反应”的危险：为了应对日本民族主义，现在却有了韩国或中国民族主义。如果中国佛教研究总以中国为中心，就会不顾及其他，因此需要第二步：在离开“日本中心”视角后，忘却所有的民族主义视角（中国中心的或韩国中心的），从“泛亚（思想）运动”来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不仅探究各个“中心”或“首都”之间的关联，也探讨外围区域之间的关联。在这种意义上，现有的各区域佛教固然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关联。

玄奘西游与鉴真东渡

　　需要重申的是，我们面对一个很难忘却或置之度外的“长期偏见史”，当然我们也不应忘却。二战结束后，对中国和韩国学者而言，他们有充足的理由不去渴望向日本学习，但我想我们应该向前看。

　　上海书评：那么，关于东亚佛教研究，现在有哪些新趋势？

　　佛尔：当我在日本研究中国禅时，学界的整体研究思路是文本的。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与其说过于集中在文本的宗教或哲学意涵，毋宁说是构建文本的谱系及其与宗派特性之间的关联。这正是我的老师柳田圣山教授所做的事情。

　　后来，人们开始追问宗教仪式。学界研究集中于佛教人物的修行生活方面，而非仅限于佛教文本或佛教哲学方面。在我看来，就是禅传统中的“遗物崇拜”。近年来学界在此领域的进展似乎集中在咒语、辟邪物和护身符等方面。这些东西许多来自密教，因此也重新燃起人们对中国密宗的兴趣。学者开始意识到不空这样的人物确实重要。还有一行和尚（673-727），除了密教祖师这个身份外，在投入善无畏门下前，一行也是一位禅（北宗禅）僧，写下了重要的《大日经疏》，这是研究唐代密教的主要来源之一。

　　还有对神圣空间的研究，比如对五台山、嵩山、峨眉山、九华山和天台山的专题研究。就我所知，林伟成近年出版的关于五台山的研究著作是第一部将此地宗教和艺术史（建筑）关联起来研究的著作。

　　另外一个领域是对佛教诸神的研究，佛教神灵的研究在中国佛教领域中尤显欠缺。我以前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于君方（Yu Chün-fang）曾写过一本观音研究的重要著作，它实际上是观音专题研究领域仅有的优秀作品。Megan Bryson写了一本关于白洁的学位论文，很有趣，行将付印。白洁是云南大理的一位女神，她与佛教中的鬼子母重叠，但也与儒家系统的某个神灵在妇德上有联系。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关注边缘：南诏国在汉文化的边缘发展着，白洁这个形象是一个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