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写《中华史》，“王安石变法”卡壳半年

　　[摘要]易中天是推理小说迷，而他自己研究历史，也常会揪住其中一点，用证据、逻辑和推理迷的一点直觉进行思考和推理。因此，他写“中华史”骨子里严谨，读起来却颇有几分推理小说的快感。

　　以《品三国》获得大批书迷的学者易中天2013年宣布写作《易中天中华史》，至今已出版18卷，平均一年4卷。最新一卷《王安石变法》日前问世，与上一卷《大宋革新》间隔了半年。对此，易中天坦陈：“王安石变法非常难写。”

　　“王安石变法”难在哪里？易中天说，最大的难点在于立论和观点。写作之前，他读过很多前人著作，但自己并不满意，“关于王安石变法，史学界的研究，从宋代开始就是‘选边站’。一部分人赞成王安石变法，一部分人反对王安石变法。宋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主流观点站在司马光那边，反对王安石变法。到了后来，尤其是现当代，又反过来了，更多的是挺王安石，反司马光。”在易中天看来，“选边站”的研究方式，导致两方在研究时都采用倾向于己方观点的论据，得出的结论并不可靠，“我的原则是选择一个客观中立的视角，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难点之二在于史料的庞杂。据易中天介绍，研究王安石变法前后这段历史，他的主要参考资料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代人编的《宋史》、清代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还有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等。宋代的文人笔记、小说野史传世数量也很多，要从繁杂的史料中提取有用信息，难度着实不小。

　　“王安石变法”前后这段历史，不仅史料繁杂，牵涉到的人物也特别多。皇帝、保守派、改革派，新党和旧党反复斗争，此起彼伏，为理清乱麻，易中天采用的方法是做年表。他说，写“王安石变法”是开始“中华史”写作以来，所做表格最多的一卷。易中天做的年表，时间精确到日。比如，王安石被任命为副宰相，是在富弼被拜相的第二天，过去，没人在意这个时间点的微妙。两项人事变动命令为何不在同一天发布？其中有什么玄机？再如，王安石第二次进京拜相，神宗哪一天发的诏令，使者多久能到江宁，王安石路上走了多久，王安石和神宗哪一天在东京见面等。种种关系通过年表一目了然，进而可以揣摩君臣二人当时的心思。

　　易中天是推理小说迷，在写作间隙，他的一大乐趣就是读推理小说。而他自己研究历史，也常会揪住其中一点，用证据、逻辑和推理迷的一点直觉进行思考和推理。因此，他写“中华史”骨子里严谨，读起来却颇有几分推理小说的快感。该书责任编辑介绍，《王安石变法》一卷化繁为简、条分缕析，让复杂的政治人事斗争一目了然，也有小说般的场景供读者回味。据悉，在“卡壳”半年的《王安石变法》之后，《易中天中华史第十九卷：风流南宋》最快将于今年年中出版。

　　《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选读——

　　王安石进京

　　比司马光小两岁的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字介甫，而且跟前者一样也是官员的后代，也是从小就博览群书，后来又考中进士。据说，王安石甚至原本排名第一，只是由于仁宗皇帝不喜欢他考卷中的一句话，这才屈居第四。

　　犯忌讳的那句话，叫“孺子其朋”。

　　孺子就是小孩子。春秋时，齐景公跟儿子做游戏，自己嘴里咬着绳子扮着牛，让儿子牵着走。没想到他儿子一跤摔下去，景公的牙齿就断了，从此留下“孺子牛”的典故。

　　显然，孺子没问题，犯忌讳的是朋。这个字让皇帝想起了朝中的朋党之争，而朋党是最让君主头疼和反感的，尽管仁宗不可能知道，党争还将由于王安石的变法而加剧。

　　于是皇帝说：有这句话，就不能当魁首。

　　大家都觉得冤，王安石自己却并不在乎。

　　这样一个人，当然也不会在乎担任什么官职，长官对自己又有何评价。我们知道，王安石进士及第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扬州任淮南签判，长官则正是韩琦。由于读书写作常常通宵达旦，王安石上班时往往来不及梳洗，便被韩琦误以为他寻花问柳夜夜笙歌。于是有一天，韩琦终于忍不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年轻人，要上进，不可自暴自弃啊！

　　对此，王安石的反应是一言不发。

　　这让韩琦很不高兴，两人的关系也没有改善。后来韩琦罢相离开京师，神宗皇帝曾经问他：爱卿离职，谁可以接替这个位置呢？王安石怎么样？

　　韩琦断然否定：不可以！

　　王安石却继续我行我素。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在扬州任签判期满之后，可以回京参加考试，从而成为皇帝秘书班子的成员。王安石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到今天的浙江省宁波市去当知县，又到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去做通判。他甚至谢绝了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一心一意做地方官。

　　当然，此后王安石也做过京官，但总是不安心，也总是要求调到地方上去，理由则既正当又充分：先父未葬，二妹当嫁，母亲年老多病，自己家贫口众，京师这样开销巨大的地方实在是住不起，恳请朝廷收回成命云云。

　　然而王安石越是辞官，朝廷就越是要他做官。双方都很执着，也都有耐心，不惜展开拉锯战。最有戏剧性的，是在嘉祐五年（1060）十一月，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时被指派修起居注，也就是帮皇帝写日记，两个人竟一齐辞官。结果是司马光辞了五次，最后只好接受。王安石却死活不肯，甚至在诏书送达时躲进了厕所里。信使只好将诏书放在王安石的桌子上，王安石又追上信使退回了委任状。

　　不过，第二年被任命为知制诰时，就没再辞官。

　　这样在京师待到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终于回到又叫金陵的第二故乡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也许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词：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

　　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

　　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

　　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

　　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据说，当时以《桂枝香》的调式写金陵怀古词的有三十多家，只有王安石这首是千古绝唱。就连才华横溢的苏东坡读了以后都这样赞叹说：那老家伙只怕是野狐狸精。

　　这首词的艺术成就确实毋庸置疑。不过，我们更多地还是读出了当时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尤其是“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一句，忧国忧民之心可谓跃然纸上。何况“以天下为己任”也原本是王安石赞同的主张。因此，他为什么一再拒绝在中央政府任职，就难免让人猜测不已。

　　说得过去的解释是他想干实事，不想当闲差。在宁波鄞县（鄞读如银）做知县时，王安石曾经用十三天时间走数百里路进行调研，终于弄清楚了这样一个水源充足之地竟会发生旱情的原因，并且进行了根治。在他的治理下，鄞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一派安定团结，一片欣欣向荣。

　　之后在其他岗位上，王安石也表现出实干精神。他在常州知州的任上甚至想开凿一条运河。这事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天气不好和上下级反对）最终无法进行，是非功过也难以评价，但他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却毋庸置疑。

　　王安石是个好官，至少想做好官。

　　更难得的是，王安石胸中的格局很大。嘉祐三年（1058）十月，他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也就是国家财政委员会具体负责收支的官员。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央财政，却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帝国的潜在危机。于是，就像司马光四年后做的那样，王安石也给仁宗写了一封信，同样是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历来被看作其后变法的纲领性文件。

　　万言书的内容十分丰富，让历史记住的是这些话：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

　　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也就是说，财政原本不该是问题，成为问题是因为理财无方，理财无方又因为不知法度。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变法。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做的事，要找的人吗？

　　然而皇帝陛下却非常没有把握，因为王安石的倔强是出了名的。他在中央政府任职时，曾经一度被临时差遣去复查京师的刑事案件，结果当即就跟开封府发生冲突。案子说来简单：有个家伙未经同意拿走别人一只鹌鹑，被主人追上当街一脚踢死。于是，开封府将后者判处死刑。

　　王安石却要翻案。他说：依法，无论抢劫还是窃取都是盗贼。鹌鹑的主人是捕盗，不是谋杀，开封府判决有误。

　　开封府当然不服，上诉到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最高复审机关审刑院，两院都支持开封府。实际上，王安石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抓捕罪犯原本是公安部门的事，民众无权擅杀擅捕，尽管此人也只是失手，没有谋杀的故意。

　　因此，以过失杀人论罪，才是合适的。

　　可惜双方都不这样考虑问题。开封府主张杀人偿命，王安石坚持无罪释放，败诉的王安石当然要被问责。不过这时仁宗皇帝已经懒得为这些小事伤神，批示不予追究。但按照制度和惯例，王安石仍必须到宫殿外面谢恩谢罪。

　　王安石却说：我无罪，不谢！

　　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便发出公文进行催促，催促不果又进行弹劾，王安石仍然不肯。朝廷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将他换了一个职务和差遣了事。

　　所以，神宗要召王安石进京，便很怕他不来。

　　韩维却告诉皇帝大可放心。他说：王安石是一个有志于安邦定国经世济民的人，并不甘心终老山林。何况陛下初登大位，励精图治思贤若渴，天下之人谁不争相效力？如果诚心诚意以礼相聘，王安石怎么会不来？

　　神宗说：爱卿先打个招呼，试探一下，怎么样？

　　韩维说：那他就肯定不来了。他这个人，是只能用道义去说服，不能用利益来引诱的。请陛下圣裁。

　　神宗欣然同意：好！就照你说的办！

　　王安石也终于再次来到东京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