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得已做了“拟寡妇”
裹在是非漩涡里的杨荫榆，无论如何都有些概念化，还是她的侄女杨绛所写《回忆我的姑母》，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不那么可爱，却也恨她不起来。
杨绛描述：“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然而，杨荫榆的母亲认为女儿生得丑，将她嫁得尤其糊涂——只看中门当户对，却不知女婿的底细，那位蒋家少爷是个低能儿，“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任何对未来心怀憧憬的新娘，掀开盖头面对这么奇形怪状的新郎，都会愕然、绝望，从头冷到脚底吧？
杨绛说，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了自卫”。杨荫榆躲回娘家不愿再去夫家，厉害婆婆派来老妈子硬将她接走。后来她死也不肯回去，婆婆亲自上门，杨荫榆有些怕她，躲入嫂子(杨绛母亲)的卧室。“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了出来。”杨荫榆不再示弱，坚决与夫家断绝了关系。“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那是上世纪初，不肯嫁狗随狗的女子，本已满腹酸楚，竟还要遭舆论无情打击。
此后，杨荫榆与二姐杨荫枌一起求学，她们不坐轿子，步行到校，与男生同学，开风气之先。一场荒诞婚姻，也许粉碎了杨荫榆关于男欢女爱的所有幻想。脱离夫家时她才18岁，足够年轻，不知后来是否有过感情涟漪？但命运让她单身至老。
杨绛的父母都惋惜：如果嫁了好丈夫，杨荫榆会是贤妻良母。杨绛觉得：“她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
鲁迅发表于1925年12月的《寡妇主义》说：
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
鲁迅解释：“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他认为：在“寡妇主义教育”下，“许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
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
鲁迅从1925年3月开始与许广平密集通信，女师大风潮期间，他们正在热恋。鲁迅与原配朱安的婚姻，一向形同虚设，多年来其实正是过着独身生活。他本人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但用这种鄙夷的语调征伐一个不幸的失婚妇女，未免刻薄，有失宽容。
“拟寡妇”一词精确戳中的，是杨荫榆锥心泣血的往事。徐志摩1919年时不确知杨荫榆离过还是退过婚，可见那段痛史，多年后她仍很少向人提及。
杨荫榆也曾受学生拥戴。上世纪30年代，她早年的学生谢巾粹撰文回忆，1913年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念书时，同学们“既佩服杨师的学识、经验，更感觉杨师的和蔼可亲、热心恳切，宛如慈母的态度”。杨荫榆去北京任教职时，她们哭着挽留。
杨绛还记得1916年她5岁时，在北京女高师附小上一年级，当时任女高师学监的三姑母很喜欢她。有一次小学生们在饭堂吃饭，三姑母带了几位来宾进来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背门而坐的杨绛，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三姑母附耳说了她一句，她赶紧把米粒儿拣起来吃了，其他孩子也都效仿。姑母回家跟杨绛的父亲讲起此事，“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为孩子们的可爱笑出酒窝的杨荫榆，显出几丝柔润的母性。
杨荫榆到美国留学时，去站台送行的学生哭得抽抽噎噎，她也洒泪惜别。学生们送的礼物，她一直珍藏；她也送给全校学生每人一只银质鸡心别针。
她既有服务社会的志向，也有读书求学的聪明和不错的组织能力，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书记。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还遗憾没有念博士。
杨绛回忆，小时候在北京时，“三姑母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大伙儿热闹说笑。她不是孤僻的。可是1925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
杨荫榆处世有点“佶屈聱牙”。上个世纪20年代末在东吴大学任教时，附中一位美国教师带队春游，有学生不顾叮嘱下潭游泳遇险，老师下水抢救，力竭不支，最后孩子溺亡。老师流涕自责，舆论认为他已尽责。校方为此召开校务会议，请了杨荫榆参加。她在会上责备那位愧疚惶恐的老师未能舍命相救，会后又自觉失言。“舍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责求旁人。”何况校方请她与会，并不是为了征求批评。杨荫榆懊悔无极，请校委会成员吃饭致歉，宾主融洽，似乎也缓和了紧张关系。请客之前，她舍不得叫最贵的席面，客人散后，她却咬牙切齿，骂自己“死开盖”(着三不着两)，嫌菜不好怠慢了客人。杨绛为此感慨：
其实酒席上偶有几个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说错话、做错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当那么懊恼。我现在回头看，才了解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伤残的心灵。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她，人人都嫌弃她，而她又老是那么“开盖”。
杨绛的母亲既同情杨荫榆早年嫁给傻子的不幸，也佩服她的个人奋斗，对这位孤身的小姑子非常迁就。小姑子想吃什么、要穿什么，常常亲手做了给她，狭隘任性的她还要嫌好道坏。杨绛姐妹们心疼母亲，觉得两位姑姑自私自大，无端给母亲添了许多麻烦还视作理所当然，不免啧有烦言。杨绛的母亲往往最后上桌，也最后离开饭厅，杨荫榆有时竟要去觑一眼她是不是在独自吃什么好东西，心眼儿真是又细又弯。
杨荫榆跟人不那么好相处，因为“难伺候”，佣人总是用不长。她于人情世故，尤其粗陋简慢，欠缺圆润温厚。杨绛的三姐订婚，杨荫榆作为媒人十分高兴。她自己都不会梳妆打扮，平日也看不起女人妆扮，订婚礼前夕，却与二姑母兴兴头头要给三姐梳头。这位三姑母擅长数理，她拿着梳子簪子，起初竟将准新娘的头发梳成各种几何形状；二姑母则将三姐的头发越修越短，差点无法收拾；三姐的婚礼在娘家举行，新房也暂设娘家。按旧时风俗，两位姑母作为无子女、无丈夫的“畸零人”，最好回避的，虽说杨绛父母不甚讲究旧俗。可她俩倒好，毫不避讳地往前凑。进了新房，还尽拣些不吉利的话说，二姑母说窗帘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三姑母说喜床这么讲究，将来出卖值钱。杨绛的妈妈晓得两位小姑子精怪，事后笑笑说：“她们算是怄我生气的。”
1935年夏天杨绛结婚时，杨荫榆穿着一身自以为很帅的白夏布衣裙和白皮鞋去吃喜酒，看得客人惊诧不已，觉得她像是披麻戴孝。
但杨荫榆并不奸猾，很好糊弄，所以有时也被骗。有个人常给她“灌米汤”，遂陆续借了她一大笔钱。等了好久，她要求对方还钱时，人家却只管放狗出来咬她。
杨荫榆搬出哥哥家后，在盘门建了新居。苏州沦陷后，四邻小户人家深受敌军蹂躏，杨荫榆不止一次去找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她的学生和街坊女子怕日本兵挨家挨户找“花姑娘”，也都躲到她家。1938年1月1日，她被两个日本兵带到一座桥顶，枪杀后抛入河里。一位给她建房的木工将遗体捞起入殓，棺木太薄，家属领尸的时候，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在棺外加钉了一层厚厚的木板。
1939年，杨荫榆与杨绛的母亲同日下葬。“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猝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苏雪林的《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回忆，杨荫榆写信给她，说想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学社，“招收已经服务社会而学问上尚想更求精进的或有志读书而无力入校的女子，援以国文、英文、算学、家事等有用学问”，请苏雪林也签名于发起人之列。“七月间我回苏州度夏，会见了我最为钦佩的女教育家王季玉先生，才知道二乐学社系荫榆先生私资所创办。因经费支绌，无法租赁校舍，校址就设在她盘门小新桥巷十一号住宅里。”苏雪林去杨宅拜访杨荫榆，正值暑假，学生留校者寥寥数人，“一切规模果然简陋”。谈起女师大风潮，“她源源本本的告诉了我。又说某大师所有诬蔑她、毁谤她的话，她毫不介意，而且那也早成过去了。如果世间公理不灭，她所受的那些无理的攻击，总有昭雪的一天”。苏雪林为老友的遇害悲愤不已：
咳！荫榆先生死了，她竟遭大日本的“皇军”惨杀了……记得我从前那篇《女教育家速写像》，写到荫榆先生时，曾引了她侄女寿康女士写给我的信几句话来安慰她道：“我们只须凭着良心，干我们认为应当干的事业，一切对于我们的恶视、冤枉、压迫，都由它去，须知爱的牺牲，纯正的牺牲，在永久的未来中，是永远有它的地位，永远流溢着芬芳的。”当时用这“牺牲”字眼，原属无心，谁知今日竟成谶语。
苏雪林提到的“寿康”是她的好友兼教友，杨绛的大姐。
杨荫榆曾从大嫂(杨绛的伯母)那里要去一个孩子当孙女，她也爱这女孩，后来大嫂舍不得又领回去了。她想勉强拼凑一个家的愿望，最终落空。她54岁的一生，得志与失意、倔强与孤绝、热闹与凄清，错综交织。
杨绛从亲属的角度，写日常视野里的杨荫榆，行文有一贯的淡然和隽永，非常耐读。她对三姑母的感情很复杂，既不喜欢后者性格的孤寒、怪异和为人处事的歪歪扭扭；但对于杨荫榆崎岖、清冷的悲剧命运，又有从人性出发的尊重、悲悯，以及作为亲人的同情、怜惜。
杨荫榆的形象长期以来都颇为丑陋、狰狞。这些年，“骂敌遇害，晚节彪炳”，又为她赢来许多敬佩。惨烈之死，似乎替她洗刷了从前的好些骂名，也让她的晚年有了一抹难得的亮色。
然而，就算杨荫榆不曾“骂敌遇害”，她的一生，也确实不是“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这道标准化标签，所能简单归纳的。作为民国早期留学日本、美国且学业优秀的教育家，她曾有一番传道授业、改良教育的抱负，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负，自信能有所作为。然而，多年求学国外的杨荫榆没有看到，自己培养“国民之母之母”的想法，与“五四”后浪翻波涌的时代潮流，有着尖锐冲突；而性格狭隘偏执，处事僵硬失当，欠缺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以及旧家长式的管理作风，则使她不能消解冲突，反而激化了矛盾；加之种种复杂情势的推波助澜，让这个放弃家庭后投身社会的女人，最终灰头土脸，失去了最理想的一道支撑。
命运数奇兼性格缺陷，使杨荫榆日渐孤僻。如果另有一个花好月圆、儿孙绕膝的人生，她又何尝想当一个鲁迅所揶揄的“拟寡妇”，尽尝世间的清寒、孤独、失意呢？
[责任编辑：杨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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