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家给不出温暖 如何学习爱的方式

　　《思家小馆的晚餐》 （美）安·泰勒 百花文艺出版社

　　金起伏

　　《思家小馆的晚餐》写于1982年，是安·泰勒的第9本小说，也是她认为最好的作品，在1983年的普立兹奖与福克纳奖都获得了最终选拔。这本书早在1988年就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过，之后还有1999年译林出版社等版本。可见不论从作者本人所处年代还是作品在华出版情况，安·泰勒都不是一位新作家了，但在中国大陆读者中，她和她的作品都不算为人熟知，读过的人也会有较为两级的评论：无趣或者深刻。

　　但毫无疑问，《思家小馆的晚餐》是一本高水准的女性小说。安·泰勒也确实精于此道，她专注于不厌其烦、不吝功夫地对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种种困境与矛盾进行细致入微的描摹，以惊人的平静冷淡笔调写了一出关于爱和伤害的故事。

　　故事梗概非常简单：一位人到四十、遭遇离婚的单身母亲，含辛茹苦养大三个孩子，但由于爱与金钱的双重贫困，他们在生活中逐渐消耗了正确的爱与被爱的能力。母亲珀尔分裂，时而温柔，时而歇斯底里、动用武力和言语暴力对待三个孩子；大儿子科迪始终有种身为局外人的自卑，即使事业有成，却对爱不自信；女儿珍妮经历三次婚姻，苦苦追寻自己想要的幸福；小儿子埃兹拉看似安静平和，也最软弱。

　　这样的人物，如果放在中国的语境下，可能写成表现缺爱少男少女迷茫生活的青春伤痛小说，或者写成眼泪鼻涕、鸡飞狗跳的家庭伦理大戏，或者干脆走了报复社会的道路，登上法制节目。

　　但安·泰勒并没有这么展开。她像一个真正的、全能的造物者一般，知晓故事发展的每一个关节、每一条脉络，毫无臆测、逐帧逐帧的将珀尔一家所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暴露在我们面前。这种内向的、沉郁的、高级的方法，使她的作品不同于普通的狗血小说，尽管读者明明认知到很多曲折变化的情节都属于虚构的、编造的。

　　在安·泰勒笔下，细节的力量——不管是温暖的、还是寒冷的——令人信服和动容。母亲珀尔会在年老病重时呓语，让孩子们“本该多找一个妈”，因为她当初就是因为科迪生病才又生了另外两个孩子作为保险；会在两个儿子离家之后，保留他们的房间不立刻出租换钱；但也会在因不能给孩子更多物质保障而生出愧疚之心时，反过来对他们恶语相向，骂他们是“寄生虫”、“我希望你们都去死”；同时，像所有母亲一样，充满了因爱而生、但表达不当的控制欲，对埃兹拉选的妻子不满意，对珍妮的二婚婚纱不满意……而孩子们，其实小时候早早知道父亲抛弃了他们，但都为了母亲的心情没有揭穿，甚至时常在母亲面前说“没事，我不需要任何人”来使她高兴；即使遭到暴力，也会攒下零花钱为她买圣诞节礼物，并且“不要买有用的东西”。

　　再往后，作者陆续展开了三个孩子身负枷锁的各自人生，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原生家庭如何持续影响个体的一辈子。父亲怎样毁了一个家庭，深受背叛和打击的母亲如何尖刻地对待所有人，孩子们努力想要逃离、又成了上一辈的复刻。平凡人生的普遍悲剧，自有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慑人之处。

　　是的，这正是一幕平凡人生的普遍悲剧。虽然它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美国，但我们都能在里面找到每个家庭和个体的影子。因为它的丰富细节，使家庭的幸与不幸不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或者平面的印象，而是符合生活实际的、只要身处家庭中就能体会到的、有着具体伤害力的生活情节。阅读过程中，读者甚至常常忘了安·泰勒这个故事主导者的存在，仿佛成了珀尔一家的一分子，一个被他们遗忘的、孤独的灵魂，以第三者的视角旁观了所有事情，但却没有办法干预和改变，令人感到虚无和无力。

　　而到了后半场，虽然作者继续通过转换人物视角的方式来表现人物内心、推进故事发展、完整家庭拼图，但故事情节在人物性格的框架之内，有了明显的戏剧性。埃兹拉接管了饭馆之后，急不可耐地将之打造成他心目中家中餐厅的样子，甚至为家人留了一张家庭聚会专用桌。但他们在那里有几次相聚，就有几次不欢而散，因为种种原因，从来没有吃过一次完整的晚餐。

　　故事的最后，珀尔死了，牧师为她做了一篇文不对题的悼词，总结了她的一生；父亲贝尔应邀出现，全家人虽然极力无视他，但以科迪为首的子女们，还是忍不住声讨其不负责任和缺席。但当贝尔离席，全家人又把他找了回来一起吃晚餐，或许是本书中最有可能完整的一次家庭晚餐，只是珀尔不在。

　　回想科迪控诉贝尔离家的行为是“把我们留在她的魔掌中”的不堪定义，这家人在时间面前、在死亡面前，都没有办法与过去和解。

　　旁观至此，不寒而栗，徒留叹息。《思家小馆的晚餐》，根本没有所谓的关于家的温暖和答案，我们能学习的、复习的，只是爱的方式。小说中，大儿子科迪说过“事实上，他们比幸福的家庭更在乎彼此”这样的话，他没有说谎。只是，当爱恨矛盾纠葛、分不清界限时，我们常常顾影自怜而互相伤害，所有的抱团取暖则变成了虚构的吉光片羽。在“亲密关系”这点上，我们都在磕磕碰碰的摸索，希望不要走得太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