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网4月29日大连讯 4月中旬以来,辽宁大连现代博物馆成了喜欢近代书画的市民们津津乐道的地方,皆因于4月17日在该馆开幕的“丹青风华——台湾鸿禧美术馆藏19世纪中国绘画展”。
鸿禧美术馆藏品丰厚,尤以书画、瓷器、鎏金佛像、文人清玩等文物最具特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此次,鸿禧美术馆从库藏的书画藏品中,精选出60位画家的126幅(组)作品,以6个单元的形式归纳总结了19世纪绘画成就与特点,其中既有以“四王”为代表的传统绘画艺术,也有吴昌硕、齐白石等近现代书画大家的锐意革新之作,可谓精彩纷呈。配合此次展览而推出的“丹青风华:19世纪中国绘画的风流与发展”艺术论坛,4月18日在大连现代博物馆举行,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许郭璜、台湾艺术大学造型艺术研究所教授王耀庭、鸿禧美术馆研究员杨敦尧、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王纪潮四位专家学者,对19世纪中国绘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报告讲解,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文化与思想的盛宴。他们以新的视角、以更严谨的态度重新梳理审视中国19世纪的绘画,试图突破既往认识并寻找新意。
“须知书画本来同”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许郭璜以《书与画的联属及发展》为题,将中国书、画的发展大抵分为三个阶段:一、宋以前的书法与画法各自独立。二、元以后赵孟頫提倡以书入画方有联属。三、清末赵之谦以魏碑笔法直接入画。许郭璜研究员讲道:“由于书画使用的工具相同,故笔墨联属,关系至为密切。”他更以元朝倪瓒,明代沈周、董其昌,晚清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为例,讲述了“书画同源”的含义:“写字有书法、字法、章法、篇法。纵横得势,笔意顾盼,前后呼应,承接得宜。书如是,画应亦如是。明代沈周书法上笔法劲捷,用笔有力,将书法的力道运用到绘画,达到‘书枯画润,结体有方’的效果。”从唐朝到元朝,书与画的联属从无意到刻意为之,到晚清时期,书与画的联属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古画今看”有新意
“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吾作画似乎简单,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台湾艺术大学造型艺术研究所教授王耀庭以元代赵孟頫所言开篇。王耀庭认为,“学习的过程中,取资于往古先贤,‘古意’往往被视为能出‘新意’,它不是抄袭,反而是一种重新的解释,也可以视为与古人的交流。”中国书画的学习,从古代名作入门,是相当普遍的现象,20世纪初期,中国艺坛也兴起改革之争,临、仿在高标艺术是自我创作的至高理念下,尽管被贬成一无是处,然而“汲古润今”仍被推崇,许多画家还是此种观点的信服者,也是实践者。王耀庭谈到摹古追求时强调:“一位音乐家或乐团之演奏名曲,聆赏的是演奏者对名曲的诠释,各有巧妙不同,无人以为是抄袭解。看中国画的摹古风亦作如是解。摹古不是百分百的照抄不误,而是要透过古人的墨法表达自己。”
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看绘画观
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王纪潮以《吴昌硕与齐白石》为题,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看19世纪绘画观。王纪潮谈道:“吴昌硕、齐白石都从金石中汲取艺术养分,营造雄肆朴茂之风,有论者说这或是中国画学至国朝衰弊刺激所致。在这种共性中,还有差异性,即吴昌硕成为艺术大师是由文人士大夫向艺术画家的转变,而齐白石是由平民侧身士林。尽管两人的画风有相同相通之处,但这种差异性对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将吴昌硕和齐白石比较不难发现,吴昌硕游走于官场、文人、职业画家之中,无法决断;而齐白石所作的《题不倒翁》中“能供儿戏此翁乖,打倒休扶快起来。头上齐眉纱帽黑,虽无肝胆有官阶”明确表达了其不热衷为官的想法。“在19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革的大环境下,吴被动放弃做官,齐主动顺应市场发展,吴为文人画注入养分,齐为文人画开新天地。” 王纪潮如是说。
世纪之交的上海画坛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迅速崛起为商业大埠,多元的现代商业城市文化,让各种绘画的语言得以并存,形成了所谓的“海上画派”。鸿禧美术馆研究员杨敦尧说:“商业资本主义的滋长,以商贾为主流的市民阶层崛起,潜在地引发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相应之下,中国绘画也向近代转型,以淡雅为宗的文人画已经无法满足繁华城市生活的情调,视觉性较强烈的浙江画系迎合上海城市趣味而得以发展。画家以陈洪绶为典范,加上扬州画派豪放的风格,结合民间品位与书画市场为导向,建立写实通俗画风新传统。”劲拔爽健的浙江画风、闲逸清俊的苏州画风、淋漓酣畅的扬州画风构成海上画派的主要形式,杨敦尧进而指出,“欢快而不颓废,雅致而不超尘”成为海上画派的艺术风格。(中国台湾网大连通讯员 张博 谢小芳 方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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