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大集团唐双宁：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读无字书，我再举一个例子。关于《沁园春·雪》这首词的写作地点，陕西省和山西省之间有争议，陕西人说是在陕西写的，山西人说是在山西写的。我说你们别争了，我给你们断一下。长征到了陕北，瓦窑堡会议决定进行东征，东征走到陕北的清涧的袁家沟，就是“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的清涧，清涧袁家沟对面就是黄河。当时毛主席住在白栋材家，白栋材是建国后的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第二天早晨，毛主席出去看地形，骑马走了40多里地到了一个叫秦岭塬的地方。那天下大雪，对岸实地看确实是“山舞银蛇，原驰蜡像”，毛主席地形看得怎么样不知道，但却诗性大发，回来就写下了这首词的草稿，然后就过黄河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白栋材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毛主席临走的时候给了白栋材父亲八块大洋作为宿费。白老头说：“长官，大洋我就不要了，你把这个娃娃带走吧。”现在到袁家沟去，袁家沟的人都说这个白老头太有眼光了，“八块大洋换了个江西省”。之后，毛主席到了山西石楼，又做了一些修改，把这首词拿给陆定一看，并在小范围内传颂。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送给柳亚子并正式发表。所以，你说这首词是在哪儿写的？经过实地考证，我认为是初稿写在陕西，定稿在山西，正式发表在重庆。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你要是不读无字书，就搞不明白。这就是我要谈的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的上册——读“无字书”。

　　再说恩格斯是哪里人？我也问过很多哲学教授，都说是德国巴门人，可打开德国地图找不到巴门这个地方，那巴门到底在哪儿呢？其实现在这个地方叫伍珀塔尔，在鲁尔区的杜塞尔多夫，从杜塞尔多夫往东乘车一小时就到了伍珀塔尔市，当年巴门小镇已经被伍珀塔尔兼并了，所以巴门已经不存在了。这些在“有字书”上是读不到的，只能通过“无字书”读到。

　　“中册”是读“反面书”，或者说读有争议的书。我觉得我们这一级的干部还是有这个鉴别能力的，正反两面的书都读一读可以更好地辨别是非以正视听。特别是有的反面书上写的东西纯属胡说八道，我们就可以以见证人、亲历者的身份以正视听。我认为，这些反面书或者叫有争议的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恶意诋毁的。比如有一个化名叫“京夫子”的人写的书，纯粹是胡编乱造。还有一本《叫父亲太沉重》，也是胡编乱造。一个名叫艾蓓的人，长得多少有点像周总理，来冒充周总理的女儿。因为周总理是人们公认的道德楷模，他们就从道德上，借丑化周总理以达到挖掉共产党根基的目的。后来真相大白，现在这个人身世已经查清楚了，就是安徽蚌埠医学院的一个工农兵学员，生父生母都查清楚了。

　　第二类是学者的书，受立场、角度、资料、水平的局限，不能全面地辨证地看问题，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比如说有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在党史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基本上全面否定了延安整风。这件事情要分清主流和支流。从主流看，没有延安整风，全党统一不了思想，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的胜利。这是主流。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从支流上说，抢救运动中间出现扩大化，但这是支流。把支流当主流去说，以学者的身份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很能误导一些年轻人。这是第二类，这类书有片面性，有的立场也有问题，资料也有限，需要有分析地去读。

　　第三类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这类书有一定的可读性，但这类书共同的问题都是表白自己的多。陈伯达的、王力的、聂元梓的、徐景贤的、邱会作的、吴法宪的、李作鹏的，包括黄永胜儿子写的，这些书我都读过。读一读有好处，兼听则明，我觉得有一定的借鉴性。客观来讲，我觉得比较可读的是邱会作的那本和朱永嘉的那本。当然，这一类书中也是真假难辨，有的把一些众所周知的“真”再掺进自己的“假”，产生很坏影响，比如李志绥的那一本。我认为，评价一个政治家，主要应看他在推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至于生活问题咱们不清楚，也没必要去谈论这些。所以，李志绥为了一点稿费去做这种事，我很鄙视。

　　所以，“中册”书我们看一看也有好处，看了之后可以向其他人作正面解释，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