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与变：旧体文学的复兴

　　陈博涵

　　蔡世平的新著《中华诗词现代化散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融入了他近年来关于诗词创作理论与发展的深入思考。他认为，中华诗词进入新的时代之后，一定会有大起色、大发展，甚至会出现一个新的创作高峰。诚如所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新形势下，如何实现旧体文学的现代化对接，如何推动中华旧体文学的复兴？

　　作为新世纪出现的有影响力的词人，蔡世平在书中更多地关注中华诗词的现代化问题。他指出，中华诗词正在由复苏走向复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今天，中华诗词面临着时代的巨大挑战，但时代也给诗词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和机遇。具体而言，有七个创新条件：语言变化形成了诗词创作的当代语境，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培育了诗词生长的新土壤，诗人身份的变化释放了诗人的创作活力，区域限制的消解扩大了诗词的地理边界，信息化的传播方式推动了诗词创新，文艺形式与理论的多元化为诗词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借鉴资源，人的现代化与当代风貌是诗词创新的根基。总之，他坚信古人只是把诗写好了，却没有把诗写绝了。历史的高度看得见，未来的高度难以预测，谁也不能保证，未来不会出现一个诗词发展的灿烂期。这种自信，正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新的时代思潮、文化土壤业已形成，中华诗词的现代化正借此东风，星火燎原。

　　从理论上讲，蔡世平认为，中华诗词的现代转化需要关注“正”与“变”的问题，对此他重新解读了有关学者提出的“求正容变”说。他指出，中华民族追求大雅正声、和谐共存，其文学创作常以雅正为美学原则，格律、风格、人品均要“求正”。从发展的角度而言，诗词的格律、语言、题材、技法都在变，“容变”才是中华诗词生生不息的内在要求。追求“正体”，也是古人经常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第一首便以疏凿手自居，立志正本清源，廓清诗歌正体。元好问细论“正体”，涉及诗歌体貌与体制等多个层面，其关键在于要继承“思无邪”的风雅传统，强调性情的真诚与自然流露。《文心雕龙》作者刘勰指出“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意即初学者一定要遵循规范，由门径而入，才能登堂入室。这里的“雅制”，既有性情层面的雅正，也有文章体制上的各种要求。有“正体”就有“变体”。承认新变，包容、驾驭变化，才能推动文学的发展。刘勰既讲雅制，又不废新变，主张“执正驭奇”。在崇尚文采、竞逞才华的六朝时代，刘勰积极吸取《楚辞》、纬书有助文章的成分，体现出一种融合不同文体创作经验的文章观念。不同文体间的交融互鉴，在宋代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以文为诗，以文为词，以诗为词，甚至以文为四六，都是突破文体限制的一种创新模式。在辨别何为“正体”的前提下，适度打破文体间的界限，可以带来文学创作的焕然一新。宋词中所蕴含的口语、俚语化的文风，体现出一种朴素、活泼的美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离开“正体”的求新求变则流于庸俗、荒诞，离开“变体”的固守章法则流于造作、拘谨。这些都不是文学思潮的主流，更不能推动文学的发展。刘勰说，若想骋才于文章之域，需要深入学习古代的文体资源，因为文体名称和写作之理是历代沿袭、恒久不变的“常体”。同时，又要借鉴时代的新声，丰富文章辞采与气力，灵活多变，创作才能长久。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语境下，人们逐渐意识到旧体文学的重要性，它不仅是抒情言志的工具，更是日常交往中体现君子风度的不可缺少的人文素养。国家、社会对传统的重视，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许多多新的变化，这些时代新声，必然会刺激旧体文学的复兴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求正容变”，不仅是在为中华诗词“鸣锣开道”，更是中华旧体文学复兴的一种理论指向。

　　（作者单位：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