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形尽相话当年

　　王宏图

　　葛亮的长篇小说《北鸢》的结尾，卢文笙与冯仁桢这对情侣，历经世事沧桑，在上海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徜徉。秋日的暮色中，一尾风筝在江面孤独飘荡，最后消失在苍茫天际。通读全书，它既是标题，又是贯穿通篇的隐喻；既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玩物，到战场上又能翩然起舞，权充莫尔斯电码，在家国危难之际向后方发送出求救的信息。它身世微贱，图案或艳丽或素朴，在晴空里自可乘好风，上云霄，翱翔千里之外。但它终究不是神物，气数方尽之际会溘然跌落，零落成泥，回归大化，等待脱胎换骨、转世重来的时日。这不也是一个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时代悲怆命运的意味吗？苏东坡有诗对此一唱三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葛亮先前因书写南京20世纪百年变迁的《朱雀》而享誉文坛。在这部作品里，金陵古都在中日战争、“反右”、“文革”、世纪之交等关节点上演变出瑰丽的传奇。新作《北鸢》沿袭了这一脉络，但时间跨度大为缩减，聚集于1926至1947年间的民国。其间以作者个人家族的背景故事做衬里，虚构与史实交织缠绕，将卢、冯两家众多人物的命运娓娓道来。其间不乏传奇化的情节（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京剧女伶言秋凰刺杀日本军官和田），但占据读者视野的主要还是作者用工笔，穷形尽相描摹出的日常生活情状。生老病死，盛衰枯荣，都被冷隽练达的笔法，镶嵌在时间流转的框架内。用作者的话说，旨在酿造出“可容纳华美而落拓的碎裂”的意境。

　　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读者会发现，《北鸢》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金瓶梅》开启的世情小说风格。从语言风貌，结构章法，塑造人物，叙述视角，诸多角色的待人接物和思维情感特征，以及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情趣意旨来看，它称得上一部摹仿意味浓厚的新古典主义作品。虽然在形式上没有直接挪用章回体。随着故事的演进，卢、孟两家人的日常起居，男女情事一一涌到前台。他们没有生活在令人羡慕的太平盛世，外族的入侵，纷扰的内战奏响了全书惊惶不安的主基调，在数十年的风云中，读者目睹了老旧世家的衰败沉沦，新一代的成长崛起，传统礼俗的没落变异。其间对世事轮替的悲怆之情，正如鲁迅评说《红楼梦》所言，披罩上“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的色调。人生如梦，年命如朝露，如断线的风筝，在纷乱的大时代，人们更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显而易见，作者投注了深切的缅怀来书写民国，由于家族史实的嵌入，感情变得格外强烈。

　　可是，在浓烈的情感里，似乎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作者以古典世情小说为蓝本，耗时七载，完成了这部描摹民国的“清明上河图”。然而，在他精细的文字雕刻里，那些人物和场景大多给人似曾相识之感，少有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惊喜。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作者事事创新，在小说里读者还是能感触到几度被损毁而中断的古典气息，浸润其中，能增强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但与此同时，作者也从某个角度逼近了世情小说的极限：新文学产生近百年，大量接受外来文学的影响后，作者呼应着复兴传统的思潮，采取向后看的姿态，有意无意地略去20世纪文学创作的业绩，刻意模拟古典的小说做派。应该承认，精雕细琢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人工斧凿的痕迹却也历历可见。此外，全书篇幅浩大，但男主人公卢文笙的精神成长只画了个轮廓，并没被完整呈现。相比之下，倒是冯家仁珏、仁桢姐妹的形象更为鲜明、透辟。究其原委，和旧体诗词一样，古典世情小说的框架和体式，难以承载现代人丰富驳杂的内心世界，也无法与当代生活有效对话。与巴金表现旧家族衰败的“激流三部曲”相比，《北鸢》的这一局限更为明显，尽管“激流三部曲”也有直露浅白的缺陷，但对年轻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展示却远为丰富和饱满。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