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让经济学回归现实了

　　笔者自学习西方经济学以来，始终有一个困惑难以释怀：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学习如何发财致富吗？经济学给出的回答有点令人气馁：经济人是自私且理性的，他们天生就知道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无须别人的教诲，个人只要按照自利本能的指引，就知道应该如何从事经营活动，企图通过学习经济学去赚钱，似乎是在走不必要的弯路。那么，经济学是否可以用来经世济民、富国兴邦呢？好像也不行。从亚当?斯密开始的主流经济学都义正词严地告诉我们，市场上交易当事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自动导致市场供求趋于均衡，并使社会整体利益得以实现。政府干预市场运行只能扭曲价格信号，导致资源错配。既然如此，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何在？难道仅仅是用来证明经济学是无用的？如果经济学只能拿来自娱自乐，学习经济学与效用最大化原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笔者认为，一个好的经济理论，至少应该具备三项基本特征：一、良好的解释功能；二、有效的解决方法；三、平和的解脱路径。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主流经济学在这三个方面均乏善可陈。

　　以200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为例。主流经济学家对危机发生原因的解释，是将其归咎于华尔街的贪婪和政府监管的缺失，抑或是美联储“错误的”低利率政策。笔者手头有一本美国人写的有关次贷危机真相的书，书名就是《贪婪、欺诈和无知》。这倒有点奇怪了，哪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不是在讲，自利原则和最大化原则是经济学的核心原则？哪一位经济学家不会引用亚当?斯密有关“看不见的手”的那段名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可以自动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政府监管怎么又成了市场稳定的必要条件？如果贪婪真的是次贷危机的原因，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华尔街不是今天才变得贪婪的。至于欺诈和无知，则与经济学的理性原则和完全信息的假定相矛盾，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被假定为可以根据市场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当然也包括对政府的错误政策做出理性的预期，他们是不可能被欺骗的。如果对次贷危机这样重大的经济事件都要借助经济学以外的概念去解释，我们有理由怀疑，经济理论本身是否存在着根本的缺陷。

　　承认政府监管的缺失是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就等于承认，那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仅靠它的调节，市场并不会自动走向均衡，弄不好还会出大乱子。在危机面前，各国政府重新拾起曾经备受质疑的财政和金融手段来干预经济，而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却不幸地发现，政府本身早已债台高筑，可以动用的资源非常有限，经济体还没有从衰退的陷阱中脱身，政府却出现了债务违约的危险。一向扮演救市角色的政府，这次沦落到自身难保，也要被别人来救的地步。这又如何是好呢？

　　至于认定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为次贷危机的原因，就更加难以自圆其说了。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说法，交易当事人可以对市场的所有信息做理性预期，其中也包括对政府政策的效用预期。这种预期不仅会使政府政策失效，还会对政策引起的市场变化做出合理的调整。认定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为危机爆发的原因，岂不是对市场调节能力的自我否定？况且，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救市方式，不过是一连串的QE。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政策来拯救危机。如果低利率是引起次贷危机的原因，零利率和负利率又会引起什么危机呢？这就好比医生给病人病因的诊断是吸食鸦片过多，结果开出的药方却是让病人吸食更多的鸦片。还有比这更为滑稽的解释吗？

　　经济的危机其实反映的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我们用来指导经济政策的理论很可能出了问题。当“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失灵，而我们现有的主流意识，对此既不能解释也不能解决的时候，有必要对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理论信条进行一次重新的梳理和审视。

　　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个体本位的方法论传统演变的。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以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以个人追求财富的动机作为经济行为的动机，并以个人收益的最大化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原则。根据几个由内省方式得出的“自明”假定，通过逻辑演绎，推导出整个市场的运行模式，如供求法则和市场均衡，等等。即便是“凯恩斯革命”，也没有从根本上颠覆这一传统。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逻辑演绎的前提假设是否可以成立。以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为例，笔者以为，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交换，中间至少要涉及两个行为主体、两种不同的商品。也就是说，商品经济最原始的单元应该是一个二元结构的交换单元，而不是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一个厂商和一种商品的一元结构。从交换的二元结构，我们还能推导出商品经济的基础是互利，而不是自利。没有利他成分的自利行为只能导致交换无法完成，或对交换形成破坏。经济学家鼓吹的自利原则其实是对商品经济的一种误导。被称为经济学中心原则的最大化原则，在广泛推演的过程中，会导致无法解释的悖论。而理性原则和完全预期原则由于缺乏现实性的基础，不仅与心理学的测试不相符合，而且也不能产生与现实相一致的预测。通过对经济学所有基本假设的重新审核，本书得出了一个结论：经济学很可能在根基上就出现了偏差。

　　正是由于前提假设上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经常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比如，主流经济学一方面承认各种投资类别在收益上的差异，如利息、利润和地租，同时又假定未来收益可以预期。我们知道，不同投资类别的不同收益率，正是基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和由此产生的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如果未来收益可以预期，理性经济人的正确决策肯定是进行收益最高的直接投资，而那些低收益的间接投资，如借贷及土地出租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同的投资收益与未来收益可预期是两个自相矛盾的假定，它们不可能同时成立。类似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会重复出现，笔者在正文中对此逐一进行了分析。

　　对于曾经一度占据过统治地位，并且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凯恩斯经济学，笔者也同样持保留态度。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是由于市场自发调节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不足又起因于三大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但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普遍出现负储蓄率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产能过剩危机。同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政府在救助经济的同时，会出现笔者称之为“凯恩斯死结”的结果——主权债务危机。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各国政府还在执行的经济措施完全以这些有重大缺陷的经济理论为依据，当所有的招数都已经用尽，比如实施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政策，政府负担难以为继的巨额债务，经济依然无法摆脱困局，甚至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各种极端主义在各国抬头，可以视为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讲，都到了对经济学进行全面梳理并重新构建的时刻了。

　　本书共分十五个章节，前十章涉及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后五章涉及宏观经济学的内容，每一章都针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进行论辩，并提出替代的解决方案。笔者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可以应用的科学，无论对于企业、个人还是政府，都是如此。人类进入21世纪，正面临着一个全新发展时期的前夜，中国经济学家如果以书本到书本的方式将主流经济学理论当作指导中国经济的圣经，很有可能使我们错失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百年之后，我们将无颜面对历史和后人。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个引领性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新经济理论的诞生，一个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前沿的大国，不可能是他人思想的模仿者和追随者，没有思想的领先，任何一个国家充其量都只能是二三流角色。时代呼唤经济学领域中国学派的诞生。创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匹配的经济理论，是中国知识精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本书仅仅是为此所做的粗浅尝试，若能为这一旷世盛举添砖加瓦、略尽绵薄，也算是不辱使命，问心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