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准备好摆脱“中国制造”了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made in China”成为了“劣质产品”的代名词
而如今,在我们的制造业正在被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所取代,
“中国制造”即将退出世界舞台。
如何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
中国创造有着怎样的困难?
中国准备好跨入一个新的时代了吗?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科技与创新管理教授乔治 豪尔和GLORAD 国际研发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斯 冯 泽德维茨认为: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创新的“框架条件”以各种各样的、通常较为复杂的形式促进、阻碍,或者说影响着一个市场的创新和创造条件。
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创新“框架条件”究竟怎么样:
人口、中产阶层和城市化
在各种框架条件中,有一个因素就其本质而言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它关注的是中国快速增长的中产阶层。预计截至2022 年年底,超过3/4 的城市人口年收入将在9 000~34 000 美
元之间。随着他们的可支配收入首次使他们能够满足所有需求,长久以来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这部分人群将把对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推向极致。这部分人群中的许多人都相对年轻、受过高等教育,也刚刚组建家庭。就此而言,他们的消费模式非常多元。
中国人口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老龄化。到2050 年,中国60 岁以上人口数量预期将达到4.8 亿。忧心忡忡的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中国很可能未富先老”。他们担心每个快速发展的国家都要艰难度过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于,在绝对值的增长达到足够水平之前,中国的相对增长将放缓。为了避开这一陷阱,中国正试图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增长。
法治层面
199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决定,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它必须有相关法律进行调节和保障。在对外部世界打开国门的同时,中国的立法机关颁布了一系列法律,用以调节市场中的行为主体,维持市场秩序,如《公司法》《 合伙企业法》《 商业银行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彻底修订了整个法律体系,包括涉及公司、反垄断管制、破产等方面的法律。完整列举这些法律并非我们的兴趣所在,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尤其
是那些直接影响创新的法律,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
各种知识产权法律
中国有各种法律和规章,使公民能够更方便地做生意,对创新进行投资。要看中国是否有信心建立更加完备的法律制度,关键就是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
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取得迅速的发展,不是因为在中国经营的跨国企业的压力,而是更多地来自大型的中国企业,如海尔、华为和联想等。它们需要一套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它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专业化的分工已经建立,首家机构于1993年在北京成立。到2014 年年底,北京、上海、广州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处理知识产权诉讼。这样一来,创新型企业更倾向于在上述地区落户,因为它们可以更方便地在法院起诉造假者。
据估计,在中国超过98%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发生在中国企业之间。我们期待大幅度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让所有知识产权持有者受益,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造假与仿冒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效仿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古人练习书法那样。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据估计,假冒产品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每年出口到欧盟和美国的假冒产品货值将近300 亿美元。土耳其被认为是世界第二大假冒产品生产国。仅该国每年销售的假冒产品就价值约100 亿美元。所有的东西(好的、成功的产品和服务)都被仿冒,不仅是产品,还包括商标、包装、像速食餐厅和一站式商场(如苹果专卖店和宜家商场)这样的服务经销店,以及宾馆、娱乐场等。
仿冒(通常指的是专利侵权)和造假(通常指的是冒用和模仿商标)很可能关乎人命。举例来说,假药的价格比官方定价低很多。这就误导消费者认为这些药物能够对他们的疾病起
作用,而实际上潜在的疾病依然存在。企业必须持续不断地监督市场,以了解造假的程度,了解什么时候市场上的仿冒产品数量多到已经威胁到它们的业务、品牌,或者同时威胁到二者。
山寨和中国的创新文化
山寨式创新正是中国创新的一种新颖独特的特征。山寨产品指的是在行业管制之外生产的产品,所以和造假有关。它也用来指那些简易的、自制的东西,通常在外观和性能上都很粗
糙。山寨产品往往是对原始产品的再设计,具有成本创新的特点。以成本为驱动,简化了产品的功能和材质,也削减了价格。关键是消费者能够买得起,显然其中不会有新的技术。虽然如此,核心产品及外部元件的组装和配置同样也是创新。复制和重新组合也是创造过程的一部分。
山寨运动是非正式的、自下而上的、大胆且极其迅速的。它成为一种将进一步演化的模式。不过对于未来的企业家来说,当他们以一种类似于制造者运动的方式投资硬件项目时,山寨很可能被保留为一种促进创新的激励性因素。
腐败
腐败如何影响创新?创新是一种针对未来的风险投资,立足于这样的保障之上:由于价值链的存在,投资者的经济租金、个人收益和企业利润是可以实现的。正如熊彼特在80 多年前就深刻认识到的,创新者挑战着现有市场的主导者。这些主导者更可能拥有手段和能力,通过游说和其他政治交易的形式,确保小公司追求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不会变得过于危险。
只要腐败破坏了透明和法治,对于创新者来说,它就会带来额外的成本,用以确保他们能够从投资中获益。这项成本可以变得非常之大,往往从一开始就完全抑制了创新激励。如果一国能够解决腐败问题,它取得的成就将令人瞩目。
技术转化能力
技术转化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创造新的或者更具竞争性的工作,科研成果得以商业化。科研工作通常由大学或者公立的研究机构负责,私人企业的研发实验室也越来越多地加入进来。转化的往往既有技术也有知识。为了简化,我们将其概括为技术转化。
进行技术转化有三个主要途径:科研、获得技术许可以及创办一家创业公司。除此之外,一种重要的技术转化形式来自高校毕业生,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带进了雇用他们的公司。
中国打算推进技术转化,因为它是吸引公立科研机构创造新的企业和就业岗位的重要手段。
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致力于提高本国技术转化活动的效率。中国有一些技术转化办公室做得相当不错,不过它们的数量还太少,进一步发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基础设施
2011 年,在山东省境内,中国开通了世界上最长的大桥。胶州湾跨海大桥是一座建在水上的36.48 千米的大型建筑。当游客们在中国游览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中国
人似乎对于修建大型建筑和高楼大厦情有独钟。
中国把发展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沿海区域在能源生产、铁路、公路、机场以及通信等方面,已经建成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现在,中国更多地投资于中部地区(作为西部大开发政策的组成部分,也影响到在华的许多外国投资人)。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拥有一种明显的竞争优势。
全景式展现中国创新发展现状,看中国如何成为全球创新者,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多位管理学院教授推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责任编辑:杨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