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席勒》译文里的他乡知音

　　《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一场友谊》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著

　　马文韬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云也直

　　三联推出了萨弗兰斯基的力作《歌德与席勒》（马文韬译）。萨弗兰斯基的书近几年陆续译介到我国。我曾翻阅过他的《席勒传》中译本，不料遇到一些词不达意、缺乏逻辑、令人费解的语句。比如在讲述到席勒的名剧《强盗》时说：“席勒想激怒劣迹斑斑的时代，他津津有味地介绍自己，他那强盗般的天才之力，将如何闯入四处蔓延的感伤剧的家长制世界。”我疑惑：身为哲学家，已写出了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传记的萨弗兰斯基，怎么笔下会有这样的文字？

　　读了《歌德与席勒》才明白，所谓“劣迹斑斑的时代”，是指当时一些作家只在故纸堆里讨生活。席勒创作《强盗》就是挑战这种严重脱离现实的现象，“他得意地想象着，他剧中的那些绿林豪杰如何闯进时下流行的、浅薄的、只顾赚取眼泪的戏剧舞台，让那些狭隘的小市民大惊失色。”

　　涉及到席勒后期戏剧创作，《席勒传》中译本写道：“他那确定的目标获得一种进入可怕事物的特征……他有能力，迫使生命的可怕事物接受有特征的形式。”这里说的其实是，席勒计划的创作都有鸿篇巨制的特点……他有能力驾驭它们，强迫浩瀚的生活素材接受为其创作和设计的文学形式。中文译者显然没有理解原文，只把个别词的中文意思罗列起来，与原作者的文笔无关。

　　《歌德与席勒》以14章的篇幅和类似于章回体的形式将两位大师相见、相识、合作、友谊的过程娓娓道来，其中有关于法国大革命、德国浪漫派观点交流，有关于美学以及自然和艺术关系的相互切磋，有相互在文学创作上的建议和献策，让读者了解到两位大师许多重要作品酝酿、策划和成书的过程，以及如何在生活上相互呵护和关照。

　　作者通过很多细节表现人物，比如席勒初次见到歌德，是作为卡尔学校的学生跪在公爵脚下，不敢仰望其身旁作为嘉宾、直视前方的歌德；年长席勒十岁、身为魏玛公国高官的歌德，不愿结识其时正是“魏漂”的席勒……歌德的组诗《罗马哀歌》在性爱方面写得非常大胆，放在抽屉里多年没有勇气公开发表。他觉得时机终于到了，就把草稿寄给席勒，那情形仿佛是秘密组织成员之间传递情报：“我希望您把它保存好，不要让别人看到……用完请您立刻还给我。”席勒对《哀歌》给以很高的评价，经由作者适当选编在自己主办的杂志《季节女神》上发表了。两位大师间的友谊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和挑拨离间。歌德虽然一向胸怀大度，但他曾给席勒写了一封措辞很生硬的信，要求席勒聚精会神地创作，为剧院提供适合舞台演出的剧本。这一反常的举动让席勒大惑不解，他的戏剧历来既具高超的艺术性，又极有票房号召力，是业界的共识，歌德的态度让他一时间牢骚满腹：“但凡能找到个凑合的地方，我就离开这里”。总之，萨弗兰斯基笔下的歌德和席勒既是天才也是普通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萨弗兰斯基还为此书写了“开篇词”和“尾声”。前者扼要阐述了两位大师对友谊真谛的理解，强调该书重点讲述的正是他们各自的个性和不同观点的争论和交流。后者不是一般性地补充和交代后续的事情，而是歌德在悲伤中回忆席勒，朋友的精神面貌更加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读这本译著处处感到译者的真诚和敬业。本书作者旁征博引，大量运用文献资料，三四百页的正文无一页没有引文，大部分引自歌德与席勒的作品和书信集。译者没有采用现成的译文，为忠实原文坚持自己去译，虽然这样做要花很多精力。比如歌德《西东合集》中非常重要的两行诗，已有的中译本译成：“尘世凡人的最高幸福/只在于保持自己的性格。”本书则译成：“尘世凡人的最大幸福/只是拥有富于个性的自我。”涉及一些重要的概念，无论已有的译者是谁，本书译者如果提出新的译法，都写下详细的注释述说理由和根据进行商榷。我们常常抱怨文坛浮躁，翻译质量下滑。这本译著让人感触颇深，毕竟还有这样认真做学问的人，尽管他的译著也一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在坚持追求实现“信达雅”的原则，真诚地为作者和读者负责。

　　作为读者，我们感谢这样的译者，他是萨弗兰斯基的《歌德与席勒》在他乡遇到的知音，他对这本书内容及形式的理解和翻译做到了忠实和通顺，让读者感到了阅读的乐趣。译者是否真诚得过分了呢？他竟然也不放过作者萨弗兰斯基在书中的几处史实和用词的错误，不过他同时指出，这可能是作者写到席勒去世过于伤心所致，还是挺通情达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