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气候变暖是否必然导致的人类劫难或许还未可知，但气候变暖背后的宇宙论转型则是铁板钉钉的历史事实。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白宫玫瑰园表示，美国将不履行限制碳排放量的2015年巴黎协定。根据该协定，195个国家将通过节能减排，将全球长期气候变暖控制在2度以内。根据奥巴马政府原先的承诺，美国计划到2025年将温室气体从2005的排放量的基数减排26-28%。特朗普的道理很简单：他的“主义”就是美国眼见为实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减少碳排放会对美国商界和劳工界的短期利益造成直接伤害。 从特朗普主义的角度看，这种在世界舞台上背信弃义的行为恰恰是对“美国第一”的最高忠诚。任何对全人类的最高利益的说教都只是空谈，更何况全球气候变暖在特朗普信众看来可能根本就是世界主义者的阴谋。在此背景下，杜赞奇的《全球现代性危机》中文版的出版正逢其时。它所讨论的正是目前这种危机深刻的宇宙论基础。
全球气候变暖是否必然导致的人类劫难或许还未可知，但气候变暖背后的宇宙论转型则是铁板钉钉的历史事实。这就是从周而复始的循环时间向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线性时间的转型。无论特朗普主义者多么坚信“美国复兴可待，全球变暖无期”，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正是美国兴起所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与地球环境的关系。在这以前，虽然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可畏的物种，但毕竟还无法决定性地干预地球的能量循环和地质过程。一旦人类掌握了全面挖掘和利用化石能源，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此，文明的能源基础从利用水、风和生物能转向积累了亿万年前太阳能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人类就完全步入了一个线性时间的时代。随着大量廉价的能源转化为驱动现代生活的动力，或者变成日常生活中成千上万的化学产品，人类的物质生活终于进入了一个呈几何级数蒸蒸日上的时代。
与此同时，随着化石能源源源不断地通过稳定可控的过程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也随着人类知识的确定性日渐提高，未来终于不再是不可名状的或者过去的重复，而是成为了可预期、可控制、可改变的变量，进而通过金融及其它体系的运作，与当下与未来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于是，现代人与其说是活在当下，还不如说是活在一个深层时间（deep time）、当下与未来时间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时间体系中。如果说这种宇宙论有什么特点，那就是人类已经从“现在”中解放出来，通过能源等技术不断塑造出不断从“过去”走向“未来”的“革命和发展”的线性时间。
根据杜赞奇教授的新书《全球现代性危机》所提供的历史社会学批评，这一切的变化的起点是十七世纪的近代早期的欧洲政局。肇始于十六世纪的宗教革命导致了一连串围绕政治与宗教的战争，尤其是席卷欧洲大陆，几乎毁灭德意志诸邦国的“三十年战争”，最终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而落下帷幕。条约规定，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新教与天主教取得平等的合法地位，各邦国的官方宗教又邦国的诸侯来决定。换而言之，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大一统在法律意义上正式解体了，代之兴起的是以统一信仰为特点的教派化国家。
所谓教派化，并不是说现代国家必然建立在某一种宗教之上，而是说原来多多少少边界模糊的社群与族群变成了类似于宗教革命中产生的各种教派那样的边界分明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进而被认为是亘古长存的，拥有相对固定的语言、文化甚至疆域。民族与国家化身为超越一切的历史主体以及宗教式信仰和牺牲的对象。按照黑格尔的通俗说法，“（民族）国家”就是“神”自身在地上行进。
从“教派化”到战后的世界历史就是国人所熟悉的国家形式的大转型或者“大国崛起”：第一，信奉新教的海洋国家崛起并成为世界的真正的霸主，先是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然后是创造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最后是信奉“昭昭天命”、雄踞西半球并傲视全球的美国；第二，民族主义从欧洲席卷世界，将封建体系下的邦国或传统帝国支配的民族共同体塑造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有的封建国家一度成为新的区域性帝国的核心，例如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直到它们被更强大的世界性帝国打败；第三，原来的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多元宗教帝国，包括信奉温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和莫卧儿帝国，以儒教为中心的清帝国，多民族、多宗教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东正教主体的俄罗斯等传统帝国的逐渐衰落、解体。
两次世界大战或“全球三十年战争”之后，原来的多民族帝国或殖民地按照民族主义与普世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结合的原则构造新的大一统国家，例如苏联、东欧、中国和印度。在社会主义的对峙中，欧美也被迫作出应对，构建出新的普世原则以及全球和区域整合模式，即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与全球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当然，虽然欧美打赢了冷战，但最终的胜利者是用经济增长旗号动员国家和社会参与市场竞争的的全球资本。最近四十多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市场经济的空前繁荣，导致了全球范围的贫富分化的加剧、国家能力的弱化和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尤其是增长放缓和停滞的欧美国家，贫富分化和国家能力还是更严重的问题。
虽然美国在冷战结束以来的二十年中一度主宰了世界秩序制度，但今天更为重要的发展是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可以说是数百年来源自基督教世界内部纷争的教派化世界史的转折点，因为历史上的中国是与整个欧美体量相似，但遭遇迥异的多民族的文明国家。虽然秦汉帝国在宗教、政治方面与罗马帝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之后的中国既没出现过中世纪的统一宗教，也没有建立过西方现代前期的殖民帝国。
当代中国也不是现代西方式的教派化的民族国家，其崛起的方式也不是作为宗教战争延伸的意识形态化的战争，而是对主要通过融入和整合全球经济，重新回到晚明到盛清之间曾长期占据的世界经济核心的地位。最近，中国对全球贸易体系和环境治理的支持更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中国自古以来到鸦片战争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循环历史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天下思想与朝贡体系，以及国家主导社会、市场与宗教的历史传统，都意味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复兴，将在很大程度上挑战和改写历史的规则。中国崛起将对西方模式主导的世界文明带来何种影响，将是未来几十年值得关注的世界问题之一。
杜赞奇教授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在印度建国初年出生于作为印度、内亚与东亚文明十字路口的阿萨姆邦，早年求学于后尼赫鲁时代政治动荡的新德里，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普世主义思潮，但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在随汉学大师孔飞力教授转去哈佛大学完成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史经典的博士论文《华北农村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0的华北农村》之前，杜教授曾长期在美国人类学和进步思想的圣地芝加哥大学学习和深造。从80年代末到2008年，杜教授又曾长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和东亚史。
在先前的一个访谈中，杜赞奇教授曾表示，比起哈佛所培养的“学者”（scholar），芝加哥大学更注重于“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在芝大的二十年间，他先后出版《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质疑中国现代历史叙事》和《主权和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的现代》。正如我在译者后记中所述，这三项专题研究反映了杜教授自从早年求学时代以来对中国乃至亚洲、全球政治与历史的思考。如果说《权力的文化网络》还只是在思考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与近代基层治理的裂变，从而检讨现代性对于传统社会的破坏，那么《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和《主权和本真性》则已经上升到对历史本质的研讨：前者质疑了占据主导地位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线性历史的选择性叙事，尤其是它对于传统概念和叙事的改造与颠覆；后者则在全球与东亚现代性的框架中，讨论了亚洲的精英如何通过借用西方的概念，改造和重塑满洲的地理和历史，从而使其服务于不同类型的现代国家建构。
杜赞奇教授在芝大时代这本两本可以说都是代表了对于传统／现代，线性／非线性历史思考的新阶段。读过杜教授著作的人对此应该并不陌生。例如《全球现代性危机》的一些重要的研究范畴和概念工具，例如流转（circulation），本真性（authenticity），救世社团（redemptive society），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主权和区域建构等，都是在这两本书中提出并阐发的。
从芝加哥大学荣休之后，杜赞奇教授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和亚洲研究所（2008-2015）。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正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新加坡地处世界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的要冲，同时还是东南亚的经济中心以及欧美、中国、印度文明交汇的地方，可以说是亚洲崛起时代全球体系的最佳观察点。亚洲研究所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旗舰项目，囊括了国大人文、社科与亚洲研究的核心研究团队，旨在对当代亚洲的前沿问题，例如移民、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等展开全方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杜教授在亚洲研究所的所长任上开展了许多别开生面的跨学科活动，其中就包括一个叫做“亚洲内部联系”的读书会。我当时正在亚洲所楼下的东亚所做研究助理，抱着忐忑的心情写信要求参加，没想到立刻得到了杜教授很爽快的答复。在这里，我们读到了许多亚洲和全球历史的经典著作，例如阿布-卢果得的《欧洲霸权之前的世界体系》（The world system before western hegemony），里博曼的《形异神似》（strange parallel），查特吉的《政治社会的谱系》（Lineage of Political Societies），恰特尔瓦提的《地方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奥瑞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米什拉的《重塑亚洲的知识分子们》，以及彭慕兰的《大分流》等。这些著作大多兼具理论深度与历史厚度，运用亚洲的经验来挑战源自欧洲的理论和叙事。我们时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亚洲的历史经验中提取思想，思考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十几本书读下来，经过讨论中的耳濡目染，我对亚洲传统与全球现代性兴趣有增无减。所以，当我第一次读到《全球现代性危机》一书，对于其问题意识并不感到陌生。
《全球现代性危机》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从亚洲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中找到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和实践，从而帮助我们思考，我们如何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需要的宇宙论思想和实践，避免竞争性民族国家的工业化的灾难性环境后果。这就需要我们从头到尾对亚洲的传统进行初步的清点，理出那些相关思想和实践，并找出其内部联系。在这本书所讨论的思想和实践既包括了数百年前莫卧儿帝国治下的宗教容忍政策以及明清帝国对于民间宗教的合理利用，也包含了最近几年在印度、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民间兴起的民间环保组织及亚洲各国的环保政策，尤其是东盟与社会环保组织之间的合作。
这本书并不能提供解决全球环境的灵丹妙药。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这样复杂历史工程的操作手册。这本书的目的在于从以下三种历史与文化资源中找到联系，从而为应对未来的全球环境危机提供一些思路：首先是亚洲历史与当代的理论资源，例如大乘佛教与复杂性理论；其次是亚洲传统的“教派化”转型的反例，比如长久不衰的民间宗教仪式，中国民国时期的救世社团与甘地复兴传统的“真理坚固”；最后是当代亚洲的环境保护与区域形成的实践，尤其是东盟保护湄公河区域的实践。贯穿三者的是亚洲传统宇宙论中提纲挈领的一元论——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梵我合一，以及它所反对的教派化的民族国家主义及其线性的、天人两分的世界观。“地球拯救”的关键在于从最深层次上认识到全人类乃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而人类真正的神圣的源头本来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这本书的中译版尚未付梓，世界政治形势风云突变。特朗普的当选在美国知识界与文艺界掀起轩然大波。很多人惊呼这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纳粹思想重新兴起的转折点。这或许都有几分道理。但事实上，特朗普主义的胜利不过是全球资本再下一城，因为它表明欧美国家的内部分裂将进一步加剧，国家将更加无力全球资本的扩展，从而更容易沦为资本的工具。事实上，美国未来的再工业化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更值得注意的可能是鼓吹宗教民族主义，集中国家权力并全力推进西方式工业化的印度强人莫迪，以其中国模式中某些不可持续的因素。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全球现代性危机》提出的愿景似乎离我们更遥远了。不过，正如杜赞奇在本书中一再坚持的，历史的展开并不依据“线性“的既定程序，而是充满了往复、迂回和其它种种意外。未来是不可知的，但又是可塑的。一个愿景能否成为现实本身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为这个时代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反思过去，不是因为历史一定会重复，而是由于过去中潜在的未来的可能性。这也正是本书所揭示的历史知识之意义所在。（文/黄彦杰 《全球现代性危机》中文版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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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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