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曹操家族的DNA，是属于学术中“学”的内容。网友们所说的提高生产力，是属于“术”的部分。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在《饮冰室书话》的“学与术”一篇中，对“学”与“术”进行过这样的描述——“则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学”与“术”，分属于学术研究的不同层面，不应该厚此薄彼。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只专注于“术”而忽略于“学”的学术研究环境，是极不健康的。
研究曹操的DNA，的确不能直接提高生产力并转化成劳动成果造福于人类。可是，这不代表这种研究是不靠谱的，是烧钱的。一个起码的证明就是，“基因考古学”早已经在西方被广泛应用，我们却还在为“真假曹操墓”而争论的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笔者注意到，当曹操墓被发现之始，许多网友就是力主引入DNA研究来进行考古并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可是，当真正的DNA考古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又为何还要质疑验DNA之举是在烧钱？
“真假曹操墓”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更大的学术意义在于对所有的文学、史学知识进行最大程度上的真实还原。研究“曹操家族和夏侯家族的关系”这一学术课题，除了对文史常识有纠正作用，之于坊间的历史传说和当下的后宫剧创作，也有很大的创新价值。
用DNA研究历史，是属于学术研究中“去伪存真”的重要内容。DNA不会说谎，只有历史记载和文学创作会说谎。这种观点，在欧美国家，被称作“新历史主义”，即我们应该对历史记载进行适当的文学批判。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在我国被称作是“古史辨派”，最著名的代表人员当属顾颉刚和钱玄同，其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显然，引入基因研究这等自然科学方法，是一种必要和必须。（王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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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会放弃（奥运会）的。”4年前在最后时刻落选奥运会，让女子举重69公斤级选手向艳梅失落许久，却没有让她就此消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