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北漂”人

　　李大钊（资料照片）

　　▲北京鼓楼豆腐池胡同15号（现为9号）“板仓杨寓”是毛泽东北京第一个住处。

　　▲北大红楼。本报记者 刘建光 摄

　　青年时期的陈独秀。（资料照片）

　　路线示意图　制图/杨博

　　“北漂”，一个现代名词，也称北漂一族。是特指来自非北京地区、非北京户口（即非传统上的北京人）、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包括外国人，外地人）。“北漂”人在来京初期都很少有固定的住所，搬来搬去的，给人漂浮不定的感觉，其自身也因诸多原因而不能对北京有更多的认同感，故此得名。

　　按以上概念来套第一次到北京的毛泽东，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北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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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初尝“北漂”滋味

　　毛泽东回忆第一次到北京的原因时说：“是夏（1918年6月，毛泽东一师毕业），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出国以前，这些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我陪了几个湖南学生到北京去。”

　　作为新民学会会务主持者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是为了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低收入——月薪八块大洋；低职务——图书馆佐理员，一天的工作是管理15种报纸；更有一个困苦，没有栖身之处，与现代“北漂”人没有什么两样。

　　2

　　足印：豆腐池胡同15号

　　借住在“板仓杨寓”

　　北京鼓楼豆腐池胡同15号（现为9号），现在挂上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这是一座两进院落的小型民居建筑，形式是北京最普通的硬山合瓦顶，上面挂有“板仓杨寓”，大院门口也镶嵌的“毛泽东故居”的牌匾。

　　现在，这座宅院当年的格局依然存在，但昔日那轩敞幽深和书香四溢的景象，已被拥挤不堪、凌乱无章和柴米油盐混合味和盆瓢锅碗交响曲所取代了。

　　这里就是当年杨昌济的家，也是初入北京的毛泽东借住之处。当时，后院为杨昌济家眷住处，前院是杨本人与女儿杨开慧的起居之处。初入北京的毛泽东与蔡和森，就借住在前院南边一间客房里。

　　不久，毛泽东、蔡和森出于与其他来京新民会会员联系的方便，经杨昌济的帮助，另觅了新的住处。虽搬离了，但毛泽东等在节假日里仍常到这里聚会，或聆听杨先生讲授哲学和伦理学，或一同议论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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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印：吉安所东夹道7号

　　租住在“一间小屋子”

　　毛泽东他们的“新居”——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三眼井里的吉安所东夹道7号，现为景山东街吉安所左巷8号。这里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1间、东房2间。吉安所又称吉祥所，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可见这里当年并不怎么高贵，房子也就好不到哪里去。

　　毛泽东他们租住的是3间北房中的一间，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小房。房间里的设备陈旧简陋：一个土炕紧贴南墙，炕上铺一条破旧炕席，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为小油灯的弱光照遍房间，只能把它挂在墙角上。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昆甫、罗章龙等8人就住在这间小房子里。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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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馍馍咸菜过日子

　　住得狭窄，吃得更是糟糕。

　　据罗章龙回忆：“初始，大家在外吃饭，食费昂贵且不习惯，于是商议自行炊爨，各事所宜，无分劳逸，体弱及事得亦伴食无碍。尝因缺乏炊釜，乃以搪瓷面盆做锅。北京米贵难卖，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末充食。一次子升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虽饿亦无法下咽。房东是一满族少妇，人极腼腆，平日很少出门，只从窗户里探望我们，有事则让其七八岁的小女儿来通话。她见我们不会做面食，觉得好笑，便亲自出来教我们发面蒸馍。还有送水的山东人老候，也愿意帮忙，他说：‘我不要你们的工钱，我做好馍和你们一起吃就可以了。’并将自己的炊具也搬来，每天为我们做饭，和我们一起吃馍馍、咸菜。我们八人只有外衣一件，出门时轮流着穿……入冬以后，昼则往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阅览室避寒，夜则返寓围炉共话。那时生活很苦，大家从中得到锻炼，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吉安所同人生活一直维持到1919年一二月间。这时，萧子升赴法，润之回湘去沪，我亦因参加北大学生会工作和其他学术团体活动而改寓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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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我并不因此而丧气”

　　一个“北漂”人，受冷遇是免不了的。

　　有一次，胡适在北大图书馆演讲，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他请教。胡适问旁边的人：“提问的是哪一个？”当得知是一个不在册的小职员后，竟拒绝回答问题。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受冷遇后，自暴自弃还是自我奋起？

　　“以眼还眼”还是让人重新认识自己？

　　毛泽东的态度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因为他很珍惜北京的文化氛围。报纸阅览室的楼上是校长蔡元培办公室，胡适、鲁迅等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借阅书籍和报纸。近水楼台先得月，毛泽东有机会向他们请教，尽管还要受到冷遇。除此之外，他“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

　　所栖身的地方与北大很近，他经常步行到北大听讲座，还参加了两个学生社团。一个是1918年10月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毛泽东曾回忆说：“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这不仅是“写景”，也是“抒情”：季处严寒，心遭冷遇的“北漂”人毛泽东却看到了冰雪中包裹的春天。这是一种人生的自信，也是一种自我心态的调整。

　　毛泽东的谦虚态度和自身实力，让人们不得不由“冷”转“热”。就说胡适吧，第二年就和毛泽东成了“至交”。有人如此表述两人关系的转变：“由于毛泽东虚心请教，经过多次提问、接触，情况逐步变化了。”后来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在北京的胡适看过后，不仅撰文推介，而且赞赏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发表的《民众大联合》，“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最重要的文字”。1920年，“胡适并对毛泽东呈送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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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印：北大红楼

　　第一次会见陈独秀

　　现在沙滩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当年曾是北京大学老校舍之一。这栋1918年建起的“工字楼”是北大当年的校部，第一层为图书馆，第二层为行政办公室， 第三、四层为教室。本世纪初改为纪念馆时，复原了当年李大钊办公室、毛泽东工作过的报纸阅览室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迈出“最要紧的一步”就在这间报纸阅览室里。因为日后创建中共的两个巨头——“南陈北李”就在这座楼上。报纸阅览室往左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往右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陈、李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也是五四运动的领军和核心人物，被人誉为“北大红楼两巨人”，“照古今”的“日月双星”。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当时，猛烈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新青年》杂志拥有大批青年读者，毛泽东就是其中一员。1917年3月，正就读于湖南一师的毛泽东将《体育之研究》一文投向《新青年》。这篇文章以其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陈将全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有了这种渊源，毛拜访陈也就没有障碍了，而毛的谦虚诚恳态度，又给陈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陈当时就夸奖说，你那文章写得好，特别是“盖天地惟动而已”这观点有创见。

　　从此，毛与陈来往密切，也就有了日后两人在上海的多次见面，也就有了陈委托毛在湖南建党，也就有了毛于建党初期在内部地位的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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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音：“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

　　毛泽东回忆自己这一时段的心路历程时说：“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不过，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但是，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引导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作为他的“顶头上司”，李大钊的言论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1918年11月，他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也研学过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这些经历使他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正如1949年3月，他在西柏坡回忆时所说的：“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还不错，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他的指点和指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本报记者 文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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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毛泽东评价陈独秀

　　我们对于陈君（独秀），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贤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

　　——摘自《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原载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湖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早期文稿》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