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9点半,贾樟柯坐在了我们的面前。眼前的他,穿着一件深蓝的T恤,皮肤苍白得晃人眼,好像大病初愈。
这种状态其实和贾樟柯过去四年的主要工作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被认为是最会讲中国当下故事的电影导演,离开自己擅长的领域,连续拍了两部以人物访谈为主的纪录片——《二十四城记》和《海上传奇》。
他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室内工作,甚至因为长期面对电脑做《海上传奇》的后期,导致眼睛受伤,一个月都不能再看电脑。
这样的贾樟柯,不免让人担心,他下一部电影叫《在清朝》,这是一部古装爱情武侠片。他从来没有涉及过的影片类型。
贾樟柯一点也不担心。他说,从《海上传奇》开始,他的新的电影生涯开始了,接下来他拍摄的几部影片都是历史题材的。
“以前他拍摄所生活的环境和身边人居多,以后他会关注更多中国历史事件。”两个月前,他的制片人在戛纳,就这样替他发言。
从凡人到传奇
“传奇”这个词,贾樟柯本不喜欢。
12年前,贾樟柯凭着《小武》横空出世。这部片子和他此后拍摄的《站台》、《任逍遥》构成他的故乡三部曲,西方影评人说 “贾樟柯发现了中国乡镇”。这些年,在中国电影圈,他被认为是坚持用电影去关注社会最普通人群,一直坚持面向当下和现实的领军人物。
贾樟柯记得,1995年,自己看到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之后,整个人都傻掉了。虽然电影讲述的是台湾年轻人的故事,但他觉得这就像在拍他老家的朋友一样,显得格外亲切。
2002年,贾樟柯和美国大导演马丁·西科塞斯在纽约见面。马丁说,《小武》这个人好像他的叔叔,看到里面王宏伟在电影里面晃来晃去,就好像看到他自己的叔叔一样,特别亲切。
“我电影中的人,都是走在街上的人,都是最平凡的普通人。”至少在2008年之前,和人提起自己的电影,这是贾樟柯的标准答案。
他那部在2006年威尼斯电影节获得金狮大奖的《三峡好人》,讲述的只是发生在长江边被拆迁的县城里寻常人的寻找和离别。2008年拍摄的纪录片《二十四城记》,他原本采访并拍摄了50个人,最后他把那些刺激性的、个人传奇性的东西都去掉了。
一直以来,他对电影创作中通俗加传奇的套路深恶痛绝。他喜欢拿《白毛女》做例子,“一个女的在山洞里一躲就是几年,头发白了,最后共产党把她救出来……全是传奇色彩,中间一点日常生活、世俗生活都没有,跟个人的生命感受没有关系”。
对于用来吸引大众的通俗,他说,大众的口味本身是需要特别警惕的。电影的好坏不在于票房好不好,而它的价值会在历史的深处显现出来。
而现在,他甚至在电影的片名中直接用上了“传奇”——《海上传奇》。
《海上传奇》是一部讲述上海百年变迁的纪录片。从2009年电影开拍以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贾樟柯从上海到台湾到香港,采访和拍摄了一百多个人, 有质量的采访都有八十多人,但最终用在片子里的是18个人。
影片中有名有姓的被采访者是17人。贾樟柯说,那个在建设中的世博园区跳舞的民工青年,其实也是被采访对象,只不过没上字幕。
其他17名被采访对象,包括陈丹青、侯孝贤、王童、潘迪华等知名艺术家,还有杨小佛(杨杏佛之子)、杜美如(杜月笙之女)、费明仪(费穆之女)和张心漪(曾国藩之曾外孙女)等各上海名人之后。贾樟柯最大的遗憾是没能采访到四大家族的后人。
拍《海上传奇》对贾樟柯而言是一次特殊的经历。每采访完一位人物,他都会陷入其中。
他承认,要了解上海这座在近现代史上汇聚传奇风云人物、本身就极具传奇色彩的城市,就不可避免地要找一些传奇人物,因为他们比一般的市民更知道这个背后发生了什么,更理解这个变迁。
“如果我拍普通人,一辈子就固守这个立场,而不去了解另外的群体,这是一种偏执。”贾樟柯说。
通俗呢?“通俗是把双刃剑……我对通俗到现在都有很大的保留和反思的余地。”很明显,他的态度缓和了不少。
在贾樟柯看来,通俗本身容易传递信息,它可以传递好的信息,也可以传递专制的信息。
“商业电影它有一个好处,当你有一个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时,你可以很方便地普及给更多的人。”贾樟柯认为,优质高档次的商业片就是那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是它用电影的手法呈现,让一个儿童甚至都能看懂而且爱看。
他正在筹备、准备今年秋天开拍的电影生涯的第一个商业大片《在清朝》,正是奔着这个目标而去的。
[责任编辑:杨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