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辞典》2014年底将完成出版工作

　　今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6周年纪念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简称“纪念馆”)内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事实上，系列纪念活动从12月10日起就开始举办了，当天，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向媒体及社会报告了《南京大屠杀辞典》编撰取得的中期成果，这一成果也是系列纪念活动中最受公众关注的。报告会上记者获悉，辞典编撰工作于2010年启动，来自十多个国家、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与，预计将于明年12月完成整个辞典的出版工作。朱成山透露，辞典首次注明了每起屠杀地点的准确方位和地域，同时，李秀英、夏淑琴、魏特琳、东史郎……这些亲历者都将作为单独词条出现在辞典中。

　　按时间顺序分三卷 已列1.8万词条

　　“《南京大屠杀辞典》编撰启动三年来，到目前共列出1.8万余个词条，超过200万字，辞典的整体架构和雏形已经呈现出来。”朱成山在报告会上首次披露了辞典的体例篇目架构。据朱成山介绍，经过三年时间的反复研讨与论证，目前该辞典的体例架构基本确定。“辞典以条目为主体，设有序言、前言、凡例、概述、目录与正文。正文采用辞典条目式结构，内容依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分为‘上、中、下三卷’。”

　　上卷“南京大屠杀前”包括：南京大屠杀历史背景篇，日机轰炸南京与南京空战篇，日军攻击南京篇，南京安全区及其难民营的成立篇，南京保卫战篇，南京沦陷篇等6篇；中卷“南京大屠杀中”包括：集体屠杀篇，零散屠杀篇，劫掠、纵火与破坏篇，性暴行篇，南京安全区及其难民营的救援篇，南京伪政权、伪组织篇，南京军民的抗争篇，焚尸灭迹与尸体掩埋篇，中外媒体的报道篇等9篇；下卷“南京大屠杀后”包括：战时及战后的调查篇，日本投降与战后审判篇，南京大屠杀的证人与证据篇，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篇等5篇。

　　“从辞典的结构和体例的设置上看，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主体内容在体例上占的比例最重，包含了9个篇章的内容，凸显了1937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至1938年1月31日的六周内，日军惨杀无辜与奸淫、掠夺、焚烧、破坏等罪行史实。”朱成山告诉记者，从目前已经撰写出来的内容看，中卷的词条大概为9000多个，计100多万字，重点突出了南京大屠杀暴行史实，彰显了本辞典的特色与个性。

　　词条确定需反复推敲 明年出版添研究空白

　　那么，辞典当中的每一个词条又是如何确定的呢？朱成山告诉记者，辞典的体例架构确定之后，专家们根据具体的原则，围绕与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史实，根据具体的内容尽可能详细地拟定词条，并由专家们进行逐条讨论和反复甄选，从而确定整部辞典的词条目录。

　　如在南京大屠杀集体屠杀下，列出160多个条目，零散屠杀下列出600多个条目，日军官兵日记列出了70多个条目，抢劫焚烧暴行列出了3000多个条目等。在具体的词条撰写过程中，还需要进行及时调整与修改。“如有些条目与事件本身关联不大，就及时删除；而对有些与事件关系较大而又遗漏的词条，则及时进行补充；有些条目缺少现有的史料支撑，只能放弃。”朱成山说。

　　此外，记者了解到，在条目拟定的时候，编撰委员会根据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相关度将词条分成四档词条，分别为特等词条(1000字以上)，如“南京大屠杀”等；一档词条(800-1000字)，如“集体屠杀”、“零散屠杀”等；二档词条(400-800字)，如“煤炭港集体屠杀”等，三档词条(200-400字)，如“伪政权埋尸”等。

　　朱成山在报告会上称，《南京大屠杀辞典》的编撰出版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该辞典是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上的第一部辞书性著作。迄今为止，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相关成果著作非常丰富，但还没有一部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辞书。本辞典的编撰成书则填补了这一空白。

　　二是一部集多方智慧的大成之作。《南京大屠杀辞典》不仅邀请了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权威专家二十余人，还邀请了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英国、菲律宾、孟加拉共和国等十余个国家的相关专家参加。所以，该辞典是集多国学者智慧的大成之作，体现了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的国际性。

　　三是建立在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客观研究基础上的著作。该辞典的编写不是简单的组合，而是要结合内容，搜集更多的更准确的史料，进行必要和深入的研究与总结，任何一个词条都是在客观研究基础上的成果。

　　四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多年的史学研究，为《南京大屠杀辞典》的撰写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词条的撰写在吸收最新史料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准确、科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五是创新编排形式，图文并茂，增强可读性。《南京大屠杀辞典》在吸收其他优秀辞书撰写特点的基础上，将采用图文并茂的编排形式，增强可读性。既可以作为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者的工具书，也可以作为读者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入门工具书籍。

　　朱成山馆长表示，下一步将尽快组织成立专家审定委员会，对词条进行交叉审校、进一步提出修改意见。对词条进行反复地修改与校对，在史实方面尤其要做到准确无误。据南京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朱同芳介绍，接下来将成立专家审定委员会，对词条进行交叉审校，在史实方面做到准确无误。辞典将在明年6月出版上卷，9月出版中卷，12月出版下卷，届时《南京大屠杀辞典》将完整呈现在世人面前。

　　南京大屠杀新发现

　　在夫子庙等闹市区

　　日军也进行过屠杀

　　在撰写过程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首次发现日军大屠杀不仅仅是长江边或空旷地，在南京的闹市区像新街口、鼓楼、夫子庙、中华门等地方，大量无辜的市民被日军驱赶到一起屠杀。

　　“过去说起南京大屠杀，往往以为发生在地域空阔的下关江边、汉中门外、草鞋峡、中山码头、煤炭港等地，主要是大江大河边，在这些地方，日军进行过集体屠杀成千上万人的大暴行，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但以为在南京闹市人口密集区的集体屠杀暴行比较少，现在看来这是不准确的。”孙宅巍说，从最新发现的研究资料来看，在南京当时繁华的鼓楼、新街口、夫子庙和中华门等闹市区或人口密集处，日军都进行过规模不等的集体屠杀，“这一发现让我感到很吃惊”。

　　比如南京鼓楼附近的四条巷、五条巷和西桥地区，当时有三个大水塘，日军就在那儿分批集体屠杀过1000多人。“扫射，今天屠杀完一批，第二天又驱赶过来一批，再次屠杀，尸体丢进水塘，层层叠叠，池塘的水都黑红黑红的。后来，尸体被慈善团体和民间组织打捞掩埋。”孙宅巍告诉记者，这些史实是从国民政府调查、市民呈文、幸存者证言中整理发掘而来，相互印证，可信度非常高。如今，这三个水塘现在都已不见，但在南京1936年出版的地图上，还能清楚地看到这些水塘的位置。

　　“这次编写词条，要做到一条不漏，要保证内容的完整性，因此我们花费了很大的力量，把所有涉及屠杀的资料都集中起来进行梳理，比对、考证。”孙宅巍告诉记者，“在辞典中，研究员共列出遇害10人以上的日军集体屠杀案例165条，零散屠杀案例715条，各类机构、群体与个人埋尸和处理尸体案例490条。”

　　这部辞典中，首次将每一起屠杀与埋尸地点的准确方位与地域一一注明，不仅增加了资料的可信度，而且使人们看到日军的屠杀暴行几乎遍布南京城郊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村镇。

　　孙宅巍举例说，比如王村、李家乡等地名，“在南京，王村就有好多个，那么到底是哪个王村曾经发生了集体屠杀，我们进行了详细标注，即以前旁边是什么街什么巷，现在又在哪，通过我们的标注，大家都能知道具体的方位。”

　　1938年中文刊物

　　首现“南京大屠杀”一词

　　为了求证“南京大屠杀”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和出处，在参与编撰《南京大屠杀辞典》过程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翻查了大量的中外报刊和书籍史料，提出了新的更可靠的论点和论据。

　　“此前有学者指出，美国《纽约时报》在1937年12月18日刊登的一条电讯新闻，最先使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个词。撰写这条电讯的是该报驻华记者弗兰克·提尔蔓·德丁。”经盛鸿告诉记者，“我后来研究发现，在这篇电讯中，德丁使用的词应翻译为‘南京大规模的暴行’，而不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南京大屠杀’。”

　　经盛鸿查阅资料发现，1938年4月5日，在汉口出版的时事新闻刊物《世界展望》半月刊第3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南京大屠杀目击记》的文章，内容是翻译的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1938年3月16日刊登的报道《南京的暴行》，报道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基督教南京青年会负责人乔治·费奇于1938年3月1日在广州所作的演讲，以其亲见亲闻的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烧杀淫掠的暴行。

　　经盛鸿说：“当时的翻译者没有直译原报道的英文标题《南京的暴行》，而是根据原文内容，创造性地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目击记》这一标题。由此可见，《世界展望》也是首个使用‘南京大屠杀’一词的中文传媒。”

　　经盛鸿认为，辞典的编撰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将有力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否定“慰安妇”制度罪恶的猖狂挑衅。新报记者 任博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