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标签:于正侵权案|全球百大品牌|扫心地|送诗人去流浪|

您的位置:中国台湾网  >  两岸文化  >  大陆文化看点

名家新作走下神坛:扎堆出版却不受好书评选待见

时间:2014年01月24日 09:42 来源:乌鲁木齐晚报 字号:       转发 打印

  当我们谈论好书榜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站在文化的视角回顾逝去的2013年,会发现许多值得记忆的节点。比如,这一年,许多名家竞相推出长篇,带动了长篇新作品的涌现。本组专题将重新梳理过去一年在“明书话”栏目中曾追踪或者遗漏过的那些阅读现象、文化事件,从种类繁多的好书榜、风生水起的科幻文学、再度发力的知青文学三个方向上,再次标示出它们的价值。

  编者

  2013年,对于原创文学来说,应该是很特别的一年。

  它的特别,一方面在于,最近几年间,还没有哪一年像2013年这样,有如此之多的名家推出长篇新作——贾平凹(《带灯》)、余华(《第七天》)、苏童(《黄雀记》)、阎连科(《炸裂志》),颇有些新书扎堆的景象。加上文坛的老前辈王蒙(《这边风景》),再算上虽然阔别已久,但这两年连续推出新作的马原(《纠缠》)和低调已久的韩少功(《日夜书》),名家阵容着实壮观。这还是以是否推出长篇小说作为标准,若条件放的更宽一些,还得加上迟子建,她的《晚安玫瑰》名为小长篇,但更多的被看成是中篇。

  事实上,名家的新作,在这一年里还有很多。张洁(散文集《流浪的老狗》)、张炜(《万松浦记:张炜散文随笔年编》)以及莫言(剧作集《我们的荆轲》),都是当代文坛响当当的名字。但是,我们以长篇小说作为选择标准,一来是因为,长篇小说这些年的地位依然最受瞩目;二来,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比之于散文集而言,更容易排除炒剩饭的嫌疑。

  另一方面,在各种版本的2013年年度“十大好书”的评选里,除了阎连科的《炸裂志》在新浪中国的好书评选里露过脸之外,名家们的作品几乎全部落马。

  名家新作的扎堆出版,与好书评选的不受待见,尽管二者之间并无绝对的关联,而且,不同榜单的生产者(媒体和评论家),都有各自不同的选择标准,难免有偏颇之处,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反差如此之大,还是让人有些意外。

  这是好书榜,不是图书畅销榜,所以无关乎作品销量,或者,销量并非上榜的首要条件——从销量上看,阎连科从来不是畅销书作家,但这并不妨碍《炸裂志》上榜,这多少替这些名家们挽回一点脸面——这至少说明,评论者不能再以“文学边缘化”和纯文学市场的萎缩作为借口了。

  那么,这些名家新作纷纷走下神坛,原因究竟何在?

  是固守还是突破,这是个问题

  在现在的情况之下,作出任何判断,都难免有草率的嫌疑。所以,暂且先说一件事情,聊作抛砖之用。

  几年前,记者曾采访过一位作家,他一直致力于一个特别题材的创作。当时,他被问及会不会有所转变,去开掘新的题材。他说不会。理由很简单,自己在这个题材,已经有所建树,而且熟悉,再换,风险太大,未必能成功。

  说及这件事,并不是对他个人有什么看法。因为,这种害怕改变,不敢寻求突破的姿态,并不是一个孤例。

  说回去年名家竞写长篇,以贾平凹为例。当年,初看他的商州系列,觉得他的文字简直好的不得了——老练,古朴,有清末民初的文风气韵。读《白夜》,看他写目连戏,尽管只是顺手提及,却仍然引人神往。但最近这些年来,他的《古炉》就已经显出自我重复的姿态。到《带灯》,更是不堪。《带灯》刚出版不久,已经有批评者将《带灯》中的片段与《老西安》、《秦腔》、《怀念狼》和《废都》等贾平凹的旧作作比较,很尖锐地指出,“《带灯》换汤不换药的写作,只不过是贾平凹对其以往众多作品的一次大炒冷饭和文字大杂烩”,“《带灯》的外包装虽然有所改变,但其中的诸多细节和人物对话,都是贾平凹对其以往旧作的自我抄袭和重复书写。”

  即便没有这些自我重复的书写,考虑到《带灯》所描写的生活情境,那种乡村经验的叙事,已经很难再打动年轻的读者。

  对于固守的农村题材,贾平凹是完全清楚的。在《带灯》的后记里,他曾提起自己在陕西作协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他说:“如果陕西还算中国文学的一个重镇,主要是出了一批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是没条件了,应该多鼓励年轻作家拓宽思路,写更广泛的题材。”不过,他又说,“我这么说着,但我还得写农村,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苜蓿,开着紫色花,无法让它开出玫瑰。”

  或者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尽管贾平凹自己形容《带灯》的写作,是“为了当代中国文学去突破和提升”,但在媒体和评论者处,依然不大讨好。平心而论,因为《带灯》填补基层工作者“这一个”形象的描写,其文学史意义上的价值还是有的,但就其单纯的文学价值而言,就要弱上许多。

  探索文学新的可能才能唤醒文学想象

  整体来看,在2013年这些名家新作中,或多或少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因为有《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的深刻,对于余华的写作,评论界和读者一直充满期待。他的《第七天》,叙事者“我”在冥界中寻找养父,“寻找与回忆穿插安排在时间的纵轴上,其他人的情节则被安排在空间的横轴上展开”,尽管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试图广延叙事空间,让当下生活与历史交集,”但是,因为新闻事件在小说中的生硬罗列,他的一腔心血全被无视,反而被诟病为“新闻串串烧”。至于韩少功的《日夜书》,正像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尽管“知青”已退为叙事帷幕,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他的知青经验”。

  与此相似的是,苏童在《黄雀记》里重回“香椿树街”,仍然向人们展示着“南方的阴暗、潮湿让他沉溺在童年记忆中难以自拔”。然而,更大问题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其作品中无休无止的宿命论。诚如葛红兵所言,“苏童常常不能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的遭际提供一个社会性的解释,苏童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宿命的”,这种宿命论的存在,对于其作品的思想性而言,无疑是一种伤害。

  回头再看“新浪好书榜”给阎连科《炸裂志》的评价:“小说以恣意的想象与抒写,塑造出一个夸张浓缩、欲望脱缰的荒唐世界。一部看似荒诞却指向现实深处的寓言,一个迅疾变革时代的‘新神话’,传递出作者不断超越自身的探索、开拓思想深度的努力,以及对现实深切忧虑的情怀。”

  认可与否定,选择的标准,一目了然。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2013年,有那么多的纪实文学和散文、随笔等反映个体情怀的集子得到了比往年更多的关注。

  在纪实文学里,作为代表的是《打工女孩》和《出梁庄记》,前者早在2008年即已成书(英文版),出版当年被《纽约时报》选为“2008年百本应读书”,2013年才推出中文版。它的受人关注,与其关注“东莞流水线女工”的选择分不开,正如同《出梁庄记》的被人关注,缘自于对梁庄分布在各个城市的打工者的关注一样。一方面因为被关注对象弱势群体的社会属性,更容易博得读者的认同;而另一方面,作品中的关怀、责任与思考,则真正接续起知识分子的悲悯意识与责任担当。与大多数长篇小说作品比起来,它们所揭示的生活质感和痛感,甚至于耻感,都深刻得多。

  以《在大时代过小日子》和“湘辣三人帮杂文随笔文丛”为代表的杂文评论,同样彰显出不同于原创文学(小说)的活力。前者作者肖锋为《新周刊》的主笔,以其新锐的视角,紧扣时代脉搏,针砭时代之弊,无论是话题的参与度还是思想交锋的活跃度,都远非如今小说创作里更多的自娱自乐可比。

  值得一提的,是后者。杂文自鲁迅先生以后,似乎都得带上了一股杀伐气,“不仅难写,更难工”。但这套杂文随笔文丛的三部作品,《非常魏道》(魏剑美)、《四十说惑》(周湘华)和《非常弱音》(刘诚龙),无论是从切入角度、文字功夫还是作品所涵盖的内容上看,都可以称作上佳。在丛书的序里,著名作家肖复兴就表示,“尽管当前杂文创作表面乱花迷眼,报刊和选刊杂花生树,却一直觉得离杂文创作的理想境界依旧很远,总有一种不满足之感”,但这三部作品,“读后让我的眼前一亮,多少可以一解眼下我读杂文之渴,让我欣慰和感佩”。

  这或者就是长篇小说如今最真实的处境。一大批有实力的写作者,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放弃习惯化的书写,不愿意或者无力于探索文学新的可能性,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原创文学真正的进步。文学的边缘化,从来不是一种原因造成的,一味的责怪读者阅读太浅,或者市场过于商业化,多少有些推卸责任的嫌疑。而一个令人欣慰的真实便是,好作品从来不缺乏好的读者。真正消减了读者对于文学想象的,恰恰是作品本身。

  文/本报记者刘雪明

[责任编辑:杨永青]

向艳梅:一路走来不容易

  “我是不会放弃(奥运会)的。”4年前在最后时刻落选奥运会,让女子举重69公斤级选手向艳梅失落许久,却没有让她就此消沉。

关于我们 | 本网动态 | 转载申请 | 投稿邮箱 | 联系我们 | 版权申明 | 法律顾问
京ICP证130248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3391
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7219号
中国台湾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