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敦煌学教授讲述中法敦煌学的“开放发展”

　　中新网兰州1月27日电 (南如卓玛)记者日前来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一进门便看见很多学生在忙碌着挂壁画，郑炳林先生背着手指点高低。随后，他领记者穿过楼道，进入他的办公室，大大小小的装裱壁画挨墙放满了一个走廊。

　　记者挨着文献书，坐在沙发上，郑先生为自己搬来一个凳子，与记者正对面坐着，这位敦煌学界赫赫有名的研究专家却显得有些拘束。为缓解郑先生的略微紧张感，记者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采访提纲递给他看，他手扶了下眼镜，仔细看完，顺手放在了后面的书桌上，微微一笑，眼神里顿时充满神采。

　　“没有伯希和，就没有中法敦煌学”

　　“谈法国敦煌学，就离不开伯希和，没有他，就没有法国敦煌学。没有伯希和，中国的这些文献也流传不到法国。”郑先生开门见山的说，当然，在中国学术界，对于伯希和的影响是褒贬参半的。

　　“毕竟是他把中国文物盗窃走的，但是他跟斯坦因、华尔纳等学者区别很大。伯希和是一个汉学家，他对中国学者是有友谊的”，他说。

　　郑炳林，陕西省黄陵县人。1956年7月24日生，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并留校任教，从事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和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风雨无阻业已三十余载。郑先生现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敦煌学辑刊》主编等职位。

　　“最初接触敦煌学，对法国敦煌学是首先要了解的。法国在敦煌学研究上一直处于欧洲领先地位，他们很多研究成果登峰造极”，谈起法国敦煌学，郑先生赞不绝口。他说，伯希和自1906年开始探险中国三年，是从新疆进来，北京离开。斯坦因等外国学者拿到文献后对中国学者绝口不提，但伯希和把文书拿走后，留了一部分精华，同时，部分精华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中国学者听说这批文物之后去他那里看，他也没有拒绝。

　　据悉，1906—1908年，伯希和从敦煌和西域劫回6000余卷5—11世纪的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吐火罗文、梵文写本与其他大量中世纪文物，它们成了法国研究西域和丝路的珍贵资料。

　　“中国学者罗振玉、曹元忠等老一代学者做敦煌学，是从伯希和那里看到这批文书开始的，”郑先生说，没有伯希和把这一批文书拿到北京展出，就没有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的研究开始，也不可能知道这批文书的存在。

　　郑先生说，在伯希和到达新疆之前，多国探险家也至于此，但是这些人直到那时仍未考察清楚，究竟应该将塔里木文化归属于哪一种文明。而老牌殖民主义和尤为注重文化的法国却姗姗来迟，虽然其他国家捷足先登，但是伯希和到此才真正解决了这些问题。

　　他说，伯希和没有进行资料封锁。“我想，他是从国际性的眼光看的，而且是很友好的，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他们看了这批文书之后受到刺激，才真正了解敦煌文献的价值，才不遗余力的到处跑，想了解敦煌文书的价值，才迫使清朝政府把最后一批文书运到北京。如果没有这一次展出，在斯坦因、伯希和拿走之后，俄罗斯的鄂登堡再拿，可能那批文书就毁坏完了”。

　　王重民时代的中法敦煌学“开放发展”

　　1920年，民国政府派遣向达、王重民前往欧洲调查敦煌文物。向达去了英国，王重民到了法国，遇到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王重民到法国是一路绿灯，他要看那一块都能看着，而且法国学者谢和耐、戴密微这些顶尖级的汉学家，对他非常客气，所以是不保守的。”郑先生说，中法这方面实际上是双方面的促进，一方面王重民在法国看到了敦煌文书，工作顺利完成；另外一方面，法国的汉学，以王重明先生在那也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据悉，戴密微先生写的《吐蕃僧诤记》，就是当时王重民先生的建议之下撰写。

　　“在他撰写成功后，戴密微在法国汉学研究地位，称为研究东方学的泰斗，这本书在世界敦煌学史上评价很高，每一条都可以成为一个大‘百科全书’”，郑先生说，选题是王重明先生给的，利用他的知识帮助戴密微做的，所以法国汉学界的发展，从另外一方面说，也得到了中国敦煌学界的帮助和全力以赴的支持。”。

　　“法国汉学研究、吐蕃文研究等多领域都世界领先。他们的研究不论在哪个领域，能占领学术界的顶尖地位。”郑先生说，法国研究汉学界的宗教民俗文献，如占卜文献难度很大，但法国学术界研究后就占领整个领域的制高点，这种成果是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

　　1978年后中法敦煌学合作进入“新时期”

　　“1978年以后，中法敦煌学的交流关系更为密切。”郑先生说，法国开始办“敦煌石窟艺术节”特展等活动。另外，法国敦煌学者积极参加中国敦煌学学术会议，还有中法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

　　1979年，利用伯希和百年诞辰的机会，巴黎国立图书馆组织了“中国和高地亚洲的宝藏，伯希和百周年诞辰”的展览。1983年，在巴黎植物园举办了由中国敦煌研究院组织的“戈壁沙漠中的中国壁画、植物园中的丝绸之路”展览。1994年，在航海博物馆举办了有关辛伯达航海东游的展览。1995年10月，吉美博物馆、罗浮宫学院、敦煌研究组联合举办“西域—佛陀之地”展览。

　　2004年，中法建交40周年，中法互办文化年。北京召开“粟特人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这在世界上是影响很大，粟特人是国际性民族，三国到唐代，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经商有聚落，研究这块粟特人就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此次会议上，世界顶尖敦煌学研究者都来，中法文化在这一时期进入新的阶段。”他说。

　　法国敦煌学继承“后继乏人”令人担忧

　　谈起法国百年来，对敦煌学文献的保护，郑先生说，保护可以说是好的，当时在表层做了一层丝网膜，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但丝网膜贴上后，影响看的效果，所以现在他们正在揭，“所以究竟如何保存最好，也是我们一直研究的问题。”

　　法国汉学界戴仁于1986年推出了一本附有精美插图的《马可﹒波罗的丝绸之路》，书中搜集了13世纪以来西方有关中国图画、素描画和绘画，均为稀世珍品。

　　而另一位法国敦煌学界的泰斗拉露小姐，自学成才，终身未嫁，研究敦煌学中的藏学，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至今仍是法国最有权威的藏学著作之一。

　　随着法国一些敦煌学专家年老或去世，敦煌学后继乏人。2008年7月9日，法国科学院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研究工作对法国人的吸引力持续下降，法国的研究工作将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现在法国敦煌学界担忧是后继乏人，目前只有法国图书馆人员蒙西从事这块工作。蒙西退休后，谁来接任还没有确定。”说到这，郑先生看起来有些沮丧，他说，法国最大研究机构法国科研中心，多数汉学家现年事已高，特别是敦煌学家，如远东学院很多研究者，也是年龄已大，后生还没接任上来，这是很大问题。

　　作为研究三十余年敦煌学的专家，郑炳林先生不遗余力的奔波，“敦煌至少去过四五十次，”郑先生说，中国学者常书鸿等一大批“敦煌保护神”为敦煌的保护、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敦煌学研究早已改变了落后面貌，而法国等国外传统的敦煌学研究重镇后继乏人。他认为，在“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来对待敦煌，对待敦煌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