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1986年改变了我“倒霉蛋文学青年”的命运

　　1797年，简·奥斯汀的父亲将她名为《第一印象》的书稿投递至凯德尔公司。傲慢的小凯德尔将书稿原封不动地退回，未拆封而且连一句附言都没有。当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16年后经过修改润色的书稿以《傲慢与偏见》为名成功出版，成为世界文坛不朽的经典。古今中外退稿的事情不胜枚举。或者现在的网络写手已经不存在“退稿”了，但是当今天成名的作家回首当年退稿的经历，却将其视为自己一生的宝贵财富。

　　1980年，苏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经在中学里作文最好的苏童，大学里不再显山露水，因为很多人能写一手漂亮文章。在苏童的印象中，有位要好的同学读过很多外国文学，有一次他写了一首诗，发表在创作园地，诗很短，短到只有一句话：“产房——在太平间的天花板上”。苏童非常感慨，一句话也成诗，生与死说得那么透。他暗暗对自己说：“你还不行！”

　　当时几乎每个大学生都在写作。用苏童的话说，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所有的有文化的青年，写作的百分比很高。80年代有一句著名的话，作家王蒙告诉文学青年“不要挤在文学这条羊肠小道上”。在那文学狂热的年代，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苏童所在班级的40多个同学，有十几个人都在或公开或秘密地投稿，同学们发表作品的消息不断传来，今天有同学在人民日报副版发表文章，明天有个说文章在《新疆文学》发表，这些消息成为苏童写作的动力，他每天都在写，一天五首诗歌，四处找刊物通讯地址往全国各地发，希望能够发表。当时，只要写上“邮资到付”就不必交邮资，唯一的成本是信封和稿纸。但总是被退稿，那时的编辑很负责任，发出二十天左右被退回。每次在食堂吃饭的当口，生活委员大叫：“苏童，你的信！”拿过来就是一大堆。虚荣心作怪，从不热心公益的苏童，主动提出保管信箱钥匙，为班级服务，从此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失败了。

　　“为了写作而写作，为发表而发表”。苏童称，那时对文学的认识很孩子气，其间，他狂读疯阅，以期写作的进步再快些。学校图书馆是他常待的地方，姐姐也爱文学，常带书回家，很杂很乱，他就从这芜杂中吸取文学营养。有天晚上，一个同学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借给苏童，但第二天必须还，否则就不借。当时很多外国名著被称为“禁书”，是换了封面才能传阅的，得本好书不容易。苏童就在水房里就着暗淡的灯光，花五六个小时把这本书看完了。“现在人们把塞林格当二流作家，我读他却深受启发——突然发现个人的生活够写作，文中写坏孩子，把一个孩子青春的生活描绘得细致入微，于是，写自己心灵里的，我是够了，再也不愁无字可写了。”这次宝贵的阅读让苏童相信，自己就是一座宝矿。

　　他坚持写，梦想成为诗人或作家，写作的密度也很大。“写了两三年，两眼一抹黑。我觉得我快要没信心，快要崩溃的时候，诗被刊物和小说有了要发表的福音。否则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苏童的诗歌处女作发表在《星星》诗刊，经手人是时任《星星》主编的叶延滨。他打趣地说，自己“先打扮成叶延滨的读者”，然后直接将诗歌投给了叶延滨。叶的回信是以《星星》诗刊的名义，告诉他有几首诗备用。“这首诗就是后来经常被别人拿出来嘲笑的《松滩 草原 离情》。”苏童说，松滩、草原是完全是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就是觉得很美，便虚构了这么一处地方。

　　1983年对苏童来说是一个幸运的年份。这一年，他有两组诗歌、两篇小说先后发表。作为青年刊物“四小花旦”的《青春》和《青年作家》上，分别刊出了苏童的小说。“每次的目录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在贴中国青年报的墙上看到自己的两篇，我站着不肯走了，等同学来，我要自豪地告诉他们：我行了！但没人来，下午吃饭还怕被换掉，我又跑回去看，又想着有谁能看到我发表作品了。发表了，那就等于宣布我‘入门’了。”尤其《青春》发表他的小说《第八个是铜像》获了奖，极大地鼓舞了苏童继续写作的勇气。

　　随后他却面对更为严重的失败期。“工作了以后，又有两年的昏天黑天的退稿。”苏童说，因为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投稿时总在文章后写上“希望你们尽快发表”，可是刊物差不多都不发，全退。可能是自己的写作风格有改变。那时，他开始写《桑园留念》、《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尽管这些作品都是苏童重要的短篇小说，然而对于当年的文学刊物来说，还是显得过于前卫、先锋，很多编辑不太容易接受这类风格的作品。“这个时候，我已经比较清晰了，我自己觉得小说写得不错，退稿是他们的失误。”因为有这个信念，他坚持写作，而且因为此前也发表过一些作品，“有一碗‘酒’垫底，我不可能放弃了。”

　　直到1986年，通过认识的好友把作品《清溪与河流》送给《收获》编辑，编辑说模仿味太浓，总体还算不错，就用了。“编辑还跟我说不要仿别人，自己写的才是最好的。感谢《收获》，感谢这面文学上的旗帜，编辑的话使我从文学爱好到写好。1986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年，改变了我以前一个倒霉蛋文学青年的命运。”1987年2月，在全国转了好几圈的稿子，一月之内突然先后在《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全部发表，从此以后苏童没有遭遇过一次退稿。“我真正脱离父母，独立了，那时父母工资加起一百块，稿费很高，我的工资差稿费好几倍。文学让我自立，娶老婆也不用家人操心了。”

　　在苏童收到的若干退稿信中，一种是铅退，很多就被“愤愤地”撕掉了；一种是编辑手写的退稿信，会谈到小说里的问题及修改意见。他第一次面见的文学编辑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马未都。有一次，时任《青年文学》的编辑马未都写信给还是在读大学生的苏童去谈稿子。当时找到编辑部拜见马未都的细节，苏童已经淡忘，只记得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自己，很恭敬地去见马未都，觉得马老师非常和蔼可亲；而后来见面谈到当初的会面时，马未都对苏童的印象则是个“帅哥”。1983年发表于《青春》的处女作小说，则是梁擎，后来她和苏童先后调到《雨花》杂志，成为同事。时隔多年，苏童也还记得，当时河南郑州《百花园》刊物的女编辑郭昕，虽然只帮他发过一篇小说，却是和苏童来往信件最多的编辑，她是那么热心地帮助青年学生，因而给苏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所谓退稿在当下的网络写作中已经不存在了，退稿成为传统文学生产流程线上特有的记忆。每每回忆起来，苏童觉得这段经历如此美好，在散发着墨香的报刊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是多么幸福的一种享受！在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发表”是天大的事情，而退稿，那段青涩的经历，也是这一代人青春期的必要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