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原汁原味录入近9亿字

　　近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民协）对外宣布，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一期工程完成验收，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正式亮相。该数据库包含116.5万篇（条）神话、传说、史诗、歌谣、谚语、歇后语、谜语、民间说唱等，总字数达8.878亿字，几乎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口头文学收集的原始资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堪称“民间文学的四库全书”。

　　三年录入近9亿字 完成整理分类

　　口头文学是民间文学的主要流传方式，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是老百姓的文学方式。

　　为了让这些“传统文化活起来”，中国民协于2010年12月在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的倡议下启动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使传统民间文化向当代科学技术成就转换。在文化部、中国文联的支持下，中国民协数字化工作组与专家学者、汉王公司紧密合作，经过三年圆满完成预定目标。

　　一期工程共完成录入中国口头文学遗产资料4905本，8.878亿字，形成TIF、PDF、TXT三种格式，文字差错率低于万分之一；制作了检索发布软件；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史诗、民间长诗、谚语、谜语、歇后语、民间说唱、民间小戏等11类口头文学作品进行了一级分类，总计116.5万篇（条）；用flash动画形式概括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百年来对口头文学遗产挖掘、整理的历程；完成了数据库文档多种形式的备份；按照国家图书馆标准对4905册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对数字化一期建设工程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归档。

　　“这些年，中国民协保存了数千本口头文学资料，大部分是手抄本、油印本、铅印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料有些就散落无法保存，当务之急就是把这些资料妥善地保存。”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杨对记者说，借鉴国内外经验，数字化是最有效的方法。

　　民间文学数字化采集的作品，首先遇到的便是分类问题。“要给所采集到的每一个作品一个归属或标签。这个归属或标签就是分类。”中国民协数据库专家刘锡诚对记者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民间口头文学在数字化时要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管理专业采集规范》九大类的规定，但这九类并不够用，最后经过专家们的商议分成了11类，每个专家负责一类，光是分类就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最大限度还原资料 方言版本全收录

　　中国民协研究部主任侯仰军说，这些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资料基本上遵循统一的要求，坚持忠实记录，并附有讲述人情况，记录人与记录情况，符合记录民间文学的国际惯例，并且这些资料除极少部分曾公开出版外，绝大部分都是内部编印资料。

　　为了还原资料，在数字化时，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资料所记载的文字进行录入，“有的故事是用方言讲的，并且有旁批此时讲故事人的动作都要记录下来。有的方言并无具体的字，就用拼音代替。”在录入后，校对人员要逐字校对，确保每一个字都原汁原味。在对各种版本的故事和传说进行录入时，中国民协要求必须全部录入，即使故事完全一样，讲故事的语气和方言不同都要记录下来，这样一来，每一个故事会有数十种版本。而这次录入，也让专家们看到了一个故事和神话，在不同地区的演变过程。

　　比如牛郎织女的传说，就有10多种不同版本。流传最广的版本是，织女下凡洗澡遇见牛郎，两人在人间相亲相爱胜似神仙，王母娘娘看不过去，宁要拆散两人，在牛郎追赶织女时，王母拔出头簪划了条银河。而不同的版本是，织女下凡洗澡被牛郎看上，牛郎就把织女的衣服藏了起来，织女没有仙衣无法飞回天上，就只得与牛郎一起生活。可平日里两人经常吵架，有一次吵得不可开交，牛郎就把织女的仙衣拿出来扔到地上，织女见状穿起衣服就往天上飞，牛郎急忙追赶，快要追上时，织女拔出头簪划出了银河。

　　“几乎每一个神话传说都有各地方的演绎版本。”侯仰军说，正是这种原始记录才能让后人在查找资料时重现当时普通人民的诉求和愿望，“并不是像书本里写的那样，一个故事只有一个结局，可在民间，故事有多种可能性，这就是民间口头文学的魅力所在。”

　　“三套集成”为蓝本 浓缩60年田野调查

　　作为数字化工程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之一，侯仰军全程参与了这个工程的运作。在他眼里，这些数字化的资料几乎浓缩了60年间口头文学田野调查的精华。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民间文学工作者已经对这种无形存在、易于丢失的口头文学进行搜集与整理工作。中国民协的口头文学资料库里还保存着上世纪早期周作人、刘半农等进行口头调查的手稿。自1954年2月，延安鲁迅文艺学院成立文艺运动资料室收集陕西民歌开始，中国口头文学收集工作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中国民协在60年间组织200万人次在全国2800多个县进行口头文学的普查、搜集、记录工作。一次是1958年开展的“民歌调查运动”；一次是1984年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调查整理工作，这次调查以县为单位，拉网式的，遍及全国所有省份与民族地区；最后一次则是始于本世纪初直到今日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这次数字化就是以‘三套集成’为蓝本进行制作，每一个字都是当年田野调查人员的心血。”侯仰军说，那次调查是中国迄今为止对口头文学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全国性普查和辑录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对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三种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普查、搜集和辑录，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统一体例选编、印制成相关体裁的县卷本和省卷本。普查从1984年开始，持续三年多，而编纂出版工作直到2004年才基本结束，编纂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据统计，仅在1984—1990年间，全国就有200万人次参加了民间文学的普查和采录，各地共搜集民间故事184万则、歌谣302万首、谚语748万余条，总字数超过40亿。

　　对于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冯骥才曾感慨这是中国文化界为我们民族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一是摸清了我国口头文学的总体状况与各种体裁的分布格局；二是发现了中国民间文学的传承人（包括故事家、歌师、传唱者等）；三是将巨量的无形动态口头存在转化为确定的文本。这就给本世纪国家非遗的认定奠定了认知基础，提供了确切的依据。”

　　农耕文明土壤不在 再普查成果有限

　　对于抢救口头文学，冯骥才说，口头文学本来是自生自灭的，在社会转型期间，很容易被忽略，从而流失。特别是当前这种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文明转型期”，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文明必定要瓦解。这之中，口头文学最易消亡。一个传说不管多么美丽，只要没人再说，转瞬即逝，而且消失得不知不觉和无影无踪。所以说，最脆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口头文学。

　　这种消亡让从事一辈子民俗研究的罗杨深有同感，“小时候没有电，最好玩的娱乐活动就是听老人讲故事，每到晚上胡同门口就坐满了孩子，听老人讲祖辈的故事，说民间传说。现在的小孩除了看电视就是玩游戏，根本没人听老人讲故事。老人没了，故事也就没了。”

　　即便如此，对口头文学的田野调查还是很有必要的。2009年4月，贵州省紫云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发现，麻山地区一些歌师会在丧葬仪式上演唱“亚鲁”的故事。5月学者余未人前往麻山地区考察，初步认为这是一部散文体英雄史诗，之后苗族史诗《亚鲁王》被正式发现。

　　“当年会演唱‘亚鲁’故事的老人都已经90多岁，他以后《亚鲁王》就只能存在于文字上了。”罗杨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口头文学存在的农耕文明土壤已经不在，即便再进行普查已不可能有多少成果，“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已经普查出来的成果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口头文学数字化最大的意义。”

　　口头文学数字化一期工程完成后，中国民协希望能让该数据库为研究者提供服务，并最终进入世界人类记忆遗产名录。新报记者 刘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