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社自2001年开始出版的历史文化普及读物“大家小书”系列,虽然与《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在内容上没有可比性,但多年来也是“炙手可热”。“大家小书”策划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接受青阅读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其实不乏硕学鸿儒之士,但近年来出版界和学术界确实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合作,导致国内类似《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的书籍很稀缺,而这套书的走红,证明国内读者对“以专业的方式做普及的学术”有很大的期待,出版界和学术界应该在未来加强合作。
韩敬群说,他们这代人很幸福,因为可以看到很多“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这种书看着容易,但写起来却非常难,真是要吃透了才可以写出来,举重若轻,深入浅出,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记得在初中时读过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而受益匪浅,而高中时读的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让他有了大学选择世界历史专业的愿望。“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这本小册子是中青社出的,三毛九分钱,我看得如痴如醉,因此想大学念历史,这成了我的一个情结。去年我女儿上高中时,我又买了一本送给她。”
“那时还有吴晗策划的《语文小丛书》,华罗庚、闵嗣鹤等参与编写的《数学小丛书》,还有专门针对初中生的《少年百科丛书》以及适合高中生看的《青年文库》。想一想,那都是国内第一流的大师,放下身段,为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写书。作为读者,我们有多幸福。” 韩敬群说。
因为受益于“大家”的普及作品,韩敬群在北京出版社时,就有了做“大家小书”的创意,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大学问家;二、书是写给大家、写给普通读者看的。而所谓“小书”,一是指其篇幅小,二是指其姿态低,可读性强,而因为文化含量高,专业读者也会喜爱。
事实证明,“大家小书”在缺少宣传的情况下,却赢得了好口碑。2001年至2004年,推出了四辑共40种,其中周汝昌先生的《红楼小讲》累计售出6万余册;2005年至2006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大家小书·洋经典”累计出版两辑共20种。直到今天,“大家小书”仍然是北京出版集团在人文社科、学术普及方面的品牌出版物。
韩敬群认为,目前读者对这方面出版物的需求应该丝毫不逊色于自己年轻时,潜在的市场空间很大。而说起国内为何近年缺少这类作品,他认为原因有很多,包括可用资源不多、作者与出版者耐心有限等等,而最关键的是出版界和学术界缺少沟通,“很多学者受目前的学术考评体系影响,可能无暇或不愿做这种算不上学术GDP的普及工作。我想当代一定也是不乏大家的,在普及历史文化方面一定也还有很多空白点大有可为。有志于这方面工作的出版者,除了要具备文化‘考古工作者’烛照无遗的眼光,充分开掘过去的经典,也应该致力于发现培养新的大家,推出新一代的‘大家小书’”。
韩敬群还表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因为没读过不好妄下判断,但以他阅读日本学者以及其他外国学者著作的经验来看,他还是相信吉卜林的名言:“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交汇。” 虽然因为文化上的关系,日本学者有其独到的便利,但外国人写中国历史终归是有一层隔膜,他们会提供新鲜有趣的角度,但深入民族心理与文化内核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中国读者看这类书籍,更多的是应从中得到启发,开拓思路。文/本报记者 张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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