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700万字《杜甫全集校注》出版 附年谱简编

　　历时36年，近700万字《杜甫全集校注》出版

　　《杜甫全集校注》收录杜甫的全部作品(二十卷诗、二卷文赋)，每首诗(文)又分题解、注释、集评、备考、校记。以《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十四种宋元刻本及明抄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又以《太平御览》等参校。附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杜甫全集校注》是全面整理杜甫诗集的集大成成果，其出版对于杜诗研究，唐诗研究乃至古典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杜甫全集校注》初读记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萧涤非先生与杜诗校注

　　萧涤非先生(1906－1991年)早年研究汉魏乐府，中年后专治杜甫，1956年出版《杜甫研究》二册，上册通论，研究杜甫生平和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下册诗选，对杜甫代表诗歌200多首作详尽的注释解读，是古典诗歌选本之典范，也因此奠定了萧氏在杜诗研究领域的地位。《校注》的设想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项，随即展开工作。在萧先生指导下，校注组在研读杜诗的同时，一是检阅元、明以还诸家别集、诗话、笔记、丛谈、杂著等书，摘录有关杜诗资料，力求其全，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以备检索；二是广事搜求海内外杜诗版本、注本，历时6年，得以大备。同时，校注组还沿着杜甫当年的行迹，赴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地，对照杜诗，作实地考察。将全书设想、体例印发全国有关专家征询意见，并于1984年试印样稿，到杜甫故里召开样稿审订讨论会，达成共识。经历上世纪80年代的努力，就在全书进程过半之际，因主编去世，合作诸人因分工、进退等分歧，致使编纂工作停顿了近20年之久。我虽然对具体内情不甚了解，但知道的是2009年山东大学徐显明校长推动重启编修，学校成立此书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提供经费和人力支持，方得完成。全书出版时署名：“主编萧涤非，全书终审统稿张忠纲，副主编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显得很特别，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实际责任人所付出的艰辛劳动的尊重。张忠纲教授今年75岁，在老师去世20多年后，终于能完成老师未竟的事业。他在《统稿后记》中用“余生也有幸”表达自己的心情，他的努力值得尊敬。

　　《校注》之后的杜甫研究展望

　　由于杜甫诗歌之博大精妙，历代研究之汗牛充栋，杜集不可能如其他著作那样地采取会校会注会评的体例，将各家见解全部包罗无遗，只能选取最重要的创见，当然不免会因读者之阅读需求和学术立场不同而会有不同认识。我也无意强作解人，仅想在此期待，因为本书的出版，将千年以来杜甫研究的主要见解陈列出来，今后的研究应以本书为起点，将杜甫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就我所知，就在本书定稿期间，清华大学谢思炜教授完成《杜甫集校注》，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京都大学兴膳宏教授近年组织读杜会，有志将吉川先生中辍的《杜甫诗注》全书完成。由斋藤茂、下定雅弘、芳村弘道等教授共同承担的杜诗全译工程，预计将于明年截稿。这些工作与本书一起，会引起一段时间内杜甫研究的热点。

　　《杜甫全集校注》应该会带动有关杜甫的一些新的学术编纂。为体例所限，此书以清末以前笺杜著作之总结为主，近代以来的学术见解仅采纳很少一部分，海外的研究基本没有采及。这些都有待作新的总结。

　　近代以来因为敦煌遗书、域外善本和出土墓志的大量发现，为唐代文史研究带来全新的气象。本书有部分的采据，如前云《韦济墓志》的利用即为一例。有些已知还没有在校注中予以表达。如洛阳近年出土《郑虔墓志》载其卒于乾元二年(759)九月，比前人根据杜甫《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所定广德二年(764)要早5年，当然会引起一系列诗作编年的重新确定。张忠纲《统稿后记》已注意及此，认为《所思》原注“得台州郑司户消息”，当然应该写于郑虔生前，不会如旧说系于上元二年(761)。然而问题在于当时诸人天各一方，杜甫得到郑虔消息的时间很难确定，可能在当年，也可能在几年后。因郑虔还牵扯到苏源明，杜甫最好的两位朋友应为同一年去世，但苏又似乎在郑去世后两年还因代宗即位而改名。存疑而保留旧说，不失为慎重的处理。

　　即便如杜甫这样研究得相当彻底的作家，无论其生平和作品都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澄清，比如他的早年经历，他的母系亲属，其妻杨氏的家族情况，晚年离蜀后曲折行踪的原因，都还有待深究。近代以来出土唐代墓志近万品，不少与杜甫的交游有涉，也有待梳理。我在30年前曾撰文《杜甫为郎离蜀考》，将杜甫入严武幕府任节度参谋和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分开来解说，认为欲入朝而离蜀，因为生病滞留峡中而改变行程。当年张忠纲先生曾撰文商榷，我们因此而相识结交，但学术见解都没有妥协。我认为，《去蜀》“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若作于离蜀初，似乎杜甫当时就有入湘的准备，无法解释一路之犹豫彷徨，似应在入湘后作。这当然仅属一家之言，举此说明杜诗的编年其实还有许多再斟酌的空间。其他大者如李杜齐名的形成过程，杜甫在中晚唐诗坛的影响，杜甫诗歌的典范意义，杜甫与中古诗歌的转型，杜甫与宋诗风格之形成，小者如杜甫诗中所涉名物制度，语词解读，句型变化，诗律通变，与杜甫相关之人物命运，杜甫所见之山川地理，杜甫所涉之大小杂事，都还有很大开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