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申遗文本负责人：中国是最重要推手

　　本月22日下午，通过电视直播，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看到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卡塔尔公主玛雅萨手中的小锤敲了下去——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以下简称丝路)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丝路申遗，走了26年。”作为本次丝绸之路申遗文本的主要负责人，陈同滨感叹，此次申遗项目，包含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境内33处遗址遗迹。是当今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第一例申报成功的丝路遗产，是《世界遗产名录》中规模最大、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文化线路，也是中国首例跨国联合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

　　丝绸之路东起长安(今西安)，经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跨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而达地中海东岸(今罗马)，东西跨度10000多公里，是一条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的古代陆上商贸通道，被国际遗产界公认为“是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近两千年以来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记者郑汝可

　　2000年古道，26年申遗路

　　陈同滨2006年开始参与丝路申遗工作，此前，丝路的文化遗产价值早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为此，10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组织了5次经由陆路、草原和海上的交通路线国际性考察。

　　2006年，中国政府第一次把丝路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丝路申遗进入了“启动与推进”阶段。第二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签署协议，达成跨国联合申遗的共识。

　　“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丝绸之路的申遗文本和规划要怎么做。”陈同滨说，丝路涉及路线长，国家多，内容复杂，申遗正式启动时间一再拖后。

　　她解释，丝绸之路东西跨域10000公里、南北分布3000公里，范围涉及到28个现代国家，是“超大型的文化线路”。这种情况下，将丝绸之路作为一项遗产的概念，去进行丝路文化遗产的申报，开展保护管理，“越来越感到没有可操作性”。

　　从6国合作到3国联合

　　2011年，世界遗产中心对丝路跨国联合申遗进行重大策略调整，遗产中心的专家们提出了“廊道”的概念，把丝路划分为若干个世界遗产，在丝路的整体概念框架下，分成54个“廊道”。

　　“这使得系列申报更加易于操作，”陈同滨说，各国进度不一样，以前整体打包申遗比较困难。分成廊道后，协调委员会认为，其中20个廊道可先行申报，以及应以跨国的形式进行联合申报，以反映并促进丝路沿线的国际合作。

　　“该报告获得丝绸之路协调委员会同意，”陈同滨介绍，由此，原来设计的由中国和中亚五国联合的方案也拆成2段，分别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和“丝绸之路：阿姆河廊道”。

　　陈同滨回忆，当时中国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经过严密考察论证，最终确立了包括高昌故城、交河故城等分布在新疆、甘肃、陕西、河南4省的26个遗产点。最后又根据保护管理的实际情况调整到22处。

　　“遗产点的选择，主要是基于申报点与丝路之间的关系程度，及其保护管理情况。”陈同滨说，中国方面所选的22个遗产点，既有古代中华帝国的宫殿建筑，也有宗教建筑以及道路、防御工事等遗址。

　　2013年1月，三国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申遗报告。今年6月22日，丝路跨国申遗成功。

　　申遗成功是新的起点

　　“丝路申遗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无论是遗产规模、类型特点等等，都没有任何可参考的先例。”此次申遗，陈同滨说她的一大感触，就是要合作，特别是团队合作。

　　编写整理三国合作的申报文本，是陈同滨所领衔的工作之一。“头绪很多，这是最难的。”陈同滨说，申报文本的语境，需要兼顾三个国家的平等权利，“就像联合国的风格”，为此，三国进行了4次正式的工作会议，以及无数次的文本修改。

　　例如，在撰写到中亚七河地区的地理·文化概述时，陈同滨和中国历史学专家无论是引用国际主流学派的《泰晤士历史地图集》、《不列颠大百科全书》，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五卷本《中亚史》等资料的说法，都不能获得吉国、哈国同行的认可。“工作一下子无法推进，文本和材料就搁浅了。”她说，迄今为止，亚欧北方草原的文明发展整体脉络研究，都还不够清晰。

　　“沟通也是困难之一，”陈同滨举例，仅语言一项，中哈吉三国签署的协议文书就涉及中文、英文、俄文、哈萨克文和吉尔吉斯文5种文字。“各国的申遗基础也参差不齐，需要不断协调。”为此，三国都成立了由两名专家和一名政府官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用英语、俄语、中文三种语言进行沟通。

　　虽然困难重重，陈同滨介绍，此次中国方面不仅完成了本国工作，还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职责，成为跨国申遗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在最终公布的《评估报告》中，世界文化遗产的专业评估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三国跨国界申报，是“将丝绸之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且“将为未来丝绸之路的系列申报奠定基础”。

　　“申遗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和发展繁荣，”陈同滨认为，这次申遗成功，也为今后跨国管理、文物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是申报成功就没事了。这不是结束，是新的起点。”

　　跨国申报的本意是促进对话

　　读+：中国为何利用吉尔吉斯斯坦的名额申报？

　　陈同滨：从2002年开始，世界遗产委员会规定，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1项世界文化遗产。经抉择，中国在2014年申报大运河为世界遗产。而丝绸之路因为是跨国项目，所以使用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名额。

　　读+：使用吉尔吉斯斯坦的名额，是否会对丝路文化遗产的所属权产生改变？

　　陈同滨：不会。根据世界文化遗产跨国项目的规定，联合项目可以用任何一个国家的名义进行申报，同时不影响该项目的所属权。这也为中国以后的跨国申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读+：丝路跨国申报的意义在哪？

　　陈同滨：国际组织推动丝路申遗，“一方面是希望吸收更多来自中亚的遗产点，因为中亚是全世界最不为人所知的地区之一”；另一方面，“部分丝路遗产点十分脆弱”。跨国申报的本意，是体现丝绸之路价值中的“促进国际间的对话”。

　　访谈

　　我国古代著名东西方贸易通道“丝绸之路”，东起我国长安(今西安)，西经甘肃河西走廊、新疆、中亚、西亚，西抵欧洲黑海、地中海。(资料图)

　　记者郑汝可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

　　自1988年开始，联合国共进行了五次考察：1990年从西安到喀什的沙漠丝绸之路、1990-1991年从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丝绸之路、1991年中亚草原丝绸之路、1992年蒙古游牧丝绸之路，以及1995年尼泊尔佛教丝绸之路。

　　李希霍芬所指丝绸之路，后被称为沙漠绿洲丝绸之路。

　　沙漠绿洲丝绸之路的兴盛，与2000多年前，东西方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关。西方是亚历山大东征和罗马帝国的兴起，东方则是汉武帝时期的张骞通西域。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并统治了希腊，随后占领了印度的大部。亚历山大去世后，他占领的土地被他的部将分裂成了若干国家。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但张骞一出西域就被匈奴人所囚禁，若干年后逃回长安。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前往西域。这次，张骞偕同副使、将士等三百余人，携带牛羊万头、金币帛数千万从长安出发，在到达乌孙(今之新疆)，后派副使、副手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大宛相当于费尔干纳，康居相当于撒马尔罕，大月氏也在中亚地区，大夏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

　　这样，一条在沙漠戈壁里行走、通过一个个绿洲连起来的丝绸之路就基本形成了。

　　通道形成后，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或部落之间的使者、商人、僧人等，都开始在此通行，所有东西方的商品通过这条通道进行交换。由国家主导的军事力量也开始管理和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这种情况一直到阿拉伯兴起，特别是在高仙芝一战之后，唐代放弃了对丝路的经营，中亚落入伊斯兰的手中，沙漠绿洲丝绸之路逐渐衰落。

　　(记者郑汝可 整理)

　　链接

　　陈同滨

　　沿线遗产保护上升到国际标准

　　读+：“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与丝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

　　陈同滨：主要有6个方面：官方基础建设保障体系；一系列中国皇家宫殿遗址；佛教的传播；除佛教以外的多元宗教；定居聚落与游牧聚落汇合的城镇；以及多样且精心设计的大型水资源管理体系。

　　读+：国际遗产评估专家们最看重的是哪一点？

　　陈同滨：除了肯定了文本中对于遗产价值的评估，在此次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丝路”项目的评估专家苏珊提出：申报文本中所选的遗产点，体现了本廊道最杰出的文化价值，十分清晰地展示了与丝路的整体关联。突出丝路的普遍价值，必须与特定路段相关联。同时，遗产地为保护遗产也做了大量努力，管理规划也全面到位。

　　读+：申遗成功对于沿线各个申报点的意义在哪？

　　陈同滨：所有的申报点的保护管理水平都获得的了极为显著的提高，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通过此次申遗，我们绝大部分遗产点的保护管理，与国际标准都存在很大距离。

　　比如，各个遗产点全都配置了先进的监测设备，文物本体得到保护修缮，周边环境得以整治等等。例如新疆的遗产点交河故城，完全由生土夯筑而成，这样的建筑方式历经千年风雨和战乱摧残，部分城址风化严重，面临坍塌危险。当地按照申遗工作要求，进行了抢修。

　　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对于一些观赏性较差的考古遗址，我们在展示方面都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申报点的考古研究或基本档案建设都有长足的进展……这些，都将有助于公众对遗产价值的理解。

　　申遗成功只是阶段性标志

　　读+：这次申遗的过程，你有哪些感触和收获？

　　陈同滨：来自工作的感触有很多。从专业角度讲，最大感触是要创新。以此次文本编制的过程为例，虽然关于丝路申遗的策略，已经有国际专家做了专题研究，但那只是概念性的、指导性的。在实际情况中，还是要作出很大的探讨和创新。比如我们自创的地理——文化区域划分和申报点类型划分，都在最后的评估会议上，被认为对阐释遗产价值和理解遗产认定起到了极好的作用，获得了国际专家的充分认可。

　　读+：丝路申遗成功的意义在哪？

　　陈同滨：丝路申遗是中国首例跨国联合申报、并获得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具有里程碑作用。丝路还是当今第一例申报成功的“丝绸之路”遗产；《世界遗产名录》中规模最大、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文化线路；同时也是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超大型文化遗产。

　　人类文明与文化史上，丝路的意义是无与伦比的——它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其交通交流规模跨越了亚欧大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线路。所以，它对于我国经济和外交战略的调整以及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转变来说，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现实途径，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读+：你曾说“最终目的还是加强保护”，能否具体谈一下？

　　陈同滨：“世界遗产”的概念，本身就是基于保护的目标建立的。联合国设立《世界遗产名录》，就是为了把人类最有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提交世界予以保护。所以申遗的过程，其实质是按照国际标准提升遗产保护与管理的过程，成功与否，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标识。国内现在普遍对申遗成功与否看得很重，对遗产保护管理的能力提升缺乏关注。

　　读+：未来丝绸之路还有一系列申报，具体有哪些？

　　陈同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将丝路分成54个“廊道”，用作申遗参考。但实际的遗产申报，还是取决于遗产所在国家的准备情况和决策。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丝绸之路项目陆续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哈吉三国的申报机制和工作模式，三国应对问题与挑战的决策与思考，为后续的丝绸之路申报项目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