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艺术展首亮相北京 畅销书让人忽略其艺术才华

刘墉这幅《龙山寺庆元宵》既描绘风俗，又讲故事。

　　南都讯 记者黄茜 发自北京 作为作家他尽人皆知，作为艺术家却很寂寞。写过《我不是教你诈》等作品的台湾作家刘墉，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本是“渡海三家”之一黄君璧的弟子。偶有读者问：“刘老师，你还画画呀？”刘墉很无奈：“怎么不画？我是科班出身！”5月14日，“水云氤梦·刘墉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共展出刘墉绘画作品近60件(幅)。

　　才华无盲点

　　刘墉身兼作家、电视主播、新闻记者、演说家、教育家、慈善家多重身份。在绘画领域，他也体现出“多重身份”。策展人贾方舟说：“他不仅画人物、画山水、画风景、画风情，还画花鸟，有时还做做插图和设计。像刘墉这样一个永不知疲倦的人，他在每个领域都会做得十分出色。”

　　一层展场正面墙上的大画《龙安寺庆元宵》是刘墉的“鸿篇巨制”。这张八尺大画，以俯瞰角度描绘龙安寺元宵夜场面，远看宁静月照之下几百家房舍鳞次栉比，近观则见出人烟喧腾的街衢、院落和闹市。

　　他的花鸟画很早就被称为“不输于恽南田”，将宋元时代册页的精细，结合西方现代的立体和光影。他对植物的姿态体察入微，被柔韧的长线条放大了的昙花、春樱、百合与野姜花，比人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

　　一批黑白山水画，在台湾因为“没有装饰性”而遭冷落，却得到了策展人贾方舟的高度认可。虽是传统媒材，却有素描或版画的视觉感，也许是他同时引入了东西方画法所致。

　　画笔写记忆

　　作为画家，刘墉绘画里的文学性令人称道。学者、批评家薛永年指出，刘墉的绘画与文学的结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小说式的，比如《龙安寺庆元宵》既描写风俗，也给读者讲故事，有一点《清明上河图》的意味。“他说为了画这张画，既查史料，又访问当地的老人，还把自己幼年的记忆加进想象，很有看头。”

　　“还有一种是诗歌式的，比如秦时明月汉时关，风雪月夜沙尘，都充满了深幽潜在的沧桑感。”薛永年说。

　　另一些画作隐藏着刘墉的私人记忆，策展人贾方舟称之为“私房画”。譬如《梦回小楼》，是刘墉在上高中时住过的小木屋：“在楼上跟街边骑单车女生打招呼的是我，那手势的意思大概是叫她从大门进来；那女生则是我太太，当年在师大的女朋友。画成，太太第一个看，我问她像不像我们恋爱的小楼，她点点头，居然哭了。”

　　“他是一个情感十分细腻的人。读他的画，如读沈复的《浮生六记》。”贾方舟说。

　　[对话]

　　刘墉：画是写实的，里面有社会诗人的情怀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中国的山水画和西方的风景画在绘画语言上是很不相同的，你觉得自己更偏向于哪一种？

　　刘墉：有一次我到威尼斯去，逛到医院里，看到阳光斜斜地射到白垩土墙上，猫很慵懒地躺在旁边，病人由车子推过去。病人的苍白、阳光的和煦，一只猫的慵懒，一个女人的流浪。当我看到光线射在白垩土墙上的时候，那个色彩和肌理，好棒！莫奈的作品，他可以同一个题材画好多，不同的光影，我也在我的绘画上会用修拉那样的点描派的画法。我觉得，确实西方的风景画，尤其在表现大理石或者石灰石的质感，阳光里的各种色彩时，特别好。因为西方这样子的建筑物，有助于他们用油画来表现。如果用水墨，就比较难表达得这么复杂。但是，我也实验过，在生的厚宣纸上，用水墨、用色彩，也能产生一些油画的效果。

　　如果简单地答，我会说，艺术就是艺术，管它是西方还是东方。你有感觉，用你的方式去画，而且你认为好，就是好画。如果大家不认为好，那也不见得不是好画。我下面展出的那些“黑画”(黑白山水画)，以前多半的人都以为很不好，但是贾老师说好，我特别感谢。我在台湾看到贾老师写的评论，看到另外两位邵大箴老师跟郎绍君老师写的论文，我当场掉眼泪。我在台湾都没有人给我做分析，我也不认为人家能分析我，就好像记者采访我，出去后总是说，采访这个人真难，妈的到底怎么写啊？可是，这三位老师来写我却写得很深入，真的是一针见血。

　　南都：请比较一下两岸传统水墨画的发展，以及在这个时代如何提升年轻人对水墨画的兴趣？

　　刘墉：这件事上，两岸其实殊途同归。当然，在“文革”的时候，包括李可染先生也画了好些山水里的小旗子，有一些政治性的绘画。“文革”结束之后，渐渐地，在内地，文人画大大地兴起。文人画兴起也有两种见解，一种是认为这些文人画直接从文人变成文人画，另外一种也是像台湾一样，要让学生从芥子点、梅花点，斧劈皴、披麻皴、折带皴、荷叶皴这些基本的基础学起。

　　中国绘画发展有一个特质，写字跟画画用的同样的文房四宝。所以一个文人写完文章，剩点墨，同样一张纸，画个梅花，画个竹子。于是，那几笔，有他的书法的线条在。另外就是文人的意兴。如果我们看梁楷，当然梁楷也有很画家画的作品，但梁楷的《泼墨仙人》，挥笔那么几下，是突然之间从意兴到作品，有点像西方抽象画的直接和直观。

　　在台湾，1949年之后是比较复古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希望坚持正统，所以创作很少。大陆“文革”等许多运动，加上俄国等西方的影响，都会使得画家们的心比较打开。再加上齐白石、徐悲鸿的影响。台湾是走传统，后来比较往外扩。中国大陆可能经过“文革”大的发展，又往传统、往宁静来依归。而台湾现在的喧哗恐怕还超过内地画家现在的宁静。

　　至于年轻人，我曾经看过用水墨晕染来画出的卡通片。中国人自然会对中国绘画有特殊的感触。我在课堂上做实验，我拿一只粉笔侧面画一个轮廓，问我在美国课堂的学生，从中国去的学生说是石头，美国学生说是面包。一根线，我们中国人看的是那根线的质感，顿挫。我们中国人从小写字，写个“大”字，你是心里先有个“大”，然后再写个“大”。你要写个草书的“乱”字，心里完全有笔顺和整个字在，然后你才写出来。那有点抽象的、意在笔先的感觉。这会使我们对水墨的特质更容易接受。

　　南都：你既是作家，又是画家。你觉得文学和艺术的关系是什么？

　　刘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本来就是应该的。因为文学总是有意象，绘画总是要有诗意。可是，文学可能比绘画多一些表达的自由空间。今天你说，一个女孩子穿着一件宝蓝色的衣服，脚踝上有一串金铃铛，很婀娜地走过来。如果你在小说里这样写，读者会自己再创作，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宝蓝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婀娜，每个人有关于金铃铛的想象。今天我画一张画，我画宝蓝色，铃铛也在这儿，它响不响？绘画跟文学比起来，在这方面不够自由，发挥的空间小。

　　但是，文学写错几个字儿人家挑你，文法错人家挑你。绘画就可以“笔不笔，墨不墨，自有我在”。你可以说一个画家没有一笔是错的，都是对的。我画《龙山寺庆元宵》，最左下方，有一个小孩家人在把尿，当着大马路就在把尿。我为什么画这个？情怀非常复杂。因为有人说，有哪里的观光客，到哪里就当街让小孩尿尿。我是说，当年我在台湾，小时候也总是看见人当街尿尿。我画的一个40年代的台湾，画是写实的，里面有社会诗人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