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发掘一段隐秘的台湾史

　　台湾人蓝博洲用近30年做了一件事:寻找和记录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最开始,这是一挺危险的差事。1987年,台湾尚未解除“戒严”,他突破禁忌,第一个报道了当年其中一位受害者的故事,一时引起轰动。今年,他又出版了新作《台共党人的悲歌》,描写的是另一批受害者——只是往事不复禁忌,关心的人也变得稀少了。他成了一个孤独的写作者。

　　而在这之间的半生时间,蓝博洲从没个正经工作,只全心全意扑在挖掘往事上。为了能铆着这个选题写,他选择当一个自由作家,“有自由,没薪水”,开着21岁“高龄”的破车跑遍全台湾,找出那些三缄其口几十年的老人,写下他们藏在心里、连亲生儿女也不告诉的故事。

　　“严格来讲,台湾只有我一个人在写这些。”他笃定地说。

　　也只有在他笔下,我们能读到这样的故事: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代,有过那么一批不甘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青年,他们有人冒着战火“寻找祖国三千里”,从台湾一路走到丹东;有人在光复后,听到广播里用普通话说一句“亲爱的台湾同胞”,就开始流泪;也有人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没门没路地,跑到大陆去要求支援抗日……

　　而这些青年大都在上世纪50年代初因为思想左倾、反抗政府被捕入狱,在台湾遭到枪决。

　　自一次偶然的机缘闯进这片记忆荒漠,蓝博洲就没再停下过追寻与写作。

　　写着写着,他从一个满脸大胡子小伙儿变成胡子花白的老头。一直都没有钱也没有房,一直都在各处走访,一直到把那个时代被湮没、被消灭的人和事,一点点都抠出来。

　　有人评价,亏得有了他,那些关于热血与青春的故事,从未讲完。

　　蓝博洲的《台共党人的悲歌》,历经了20多年的采写。1993年,他曾去祭扫书中主角张志忠夫妇与儿子的坟墓,只见到一片荒芜。甚至关于这两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资料,也少得可怜。而这样的情形,几乎发生在他所知道的每一位白色恐怖受害者身上。

　　“那是整整一代被消灭的历史”,蓝博洲说。

　　他笔下最有名的人物,是基隆中学前校长钟浩东。他就是那个没门没路带着妻子赴大陆抗日的热血青年。1950年,钟浩东被国民政府枪决,主要罪行是和老师们偷偷办报。

　　“你知道我们当时是怎么读鲁迅的吗?”蓝博洲后来不得不对大陆的年轻人解释当时的环境,“1983年,我大学三年级,有一天傍晚一个同学弄到一本《呐喊》,他借给我,要求第二天早上8点一定要还,我一个晚上用手抄完。我们是这样读鲁迅的。”

　　他们那一代人,在学校里写作文,不管是什么题目,结尾总大同小异:“明年此时,我们一定要打回大陆,解救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的大陆同胞!”

　　太多的往事被掩盖了。寻找白色恐怖受难者,是蓝博洲在《人间》杂志当记者时接受的第一项任务。他找到当年一位社会运动领袖的遗孀,两个人约在难友家见面,也不敢录音,老太太说一点,他记一点。

　　那是一个出身台北富裕家庭的革命青年,约会时会带着女朋友一起去为酒家里的姑娘义务治疗梅毒。在日据时代,他因反抗殖民统治而被打断5根肋骨,投入狱中,光复后,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独占,他又愤起抗议。

　　连他的父亲也不谅解:“我们家有钱、有地位、活得好好的!怎么就会生出你这个老是反政府的儿子?”

　　“但您保守、驯服,只顾虑到自己的身家安危与荣华富贵,看不到人民被强权出卖的痛苦!”

　　这位台大医院医生在1950年被枪决,时年32岁。

　　老人告诉蓝博洲,临刑前一天,丈夫在监狱里偷偷给自己递了一封遗书:

　　“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

　　这段往事让当年的蓝博洲感到“无以名状的震撼”:台湾竟然还有过这样的人?

　　“像这样的人,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说到这儿,蓝博洲又强调了一遍,“不管他政治上主张什么。”

　　在27年前,听着这样的故事,刚开始工作的他突然就觉得自己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方式”。

　　蓝博洲出生在台湾中部一个客家工人家庭,是家里的第八个小孩。15岁就立志要当一个小说家,结果,被这些热血青年的故事一揪,写了半辈子的非虚构作品。

　　他形容自己年轻时候“一直苦恼‘人生活着是为了什么’‘人的一生要怎么活才有意义’”,可是“一直想不通”,也就“没有对生命有太多积极性”。

　　但在听完了第一位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生平之后,他觉得人生一下踏实了下来:“我告诉自己,那我这辈子,就用来写这些人吧……把这些人的故事,都找出来。”

　　他最初的挑战是政治禁忌。1987年,蓝博洲的第一篇非虚构报道《美好的世纪——寻找战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迹》在台湾《人间》杂志上刊出,一时引起轰动。蓝博洲后来听说,报道发表后,台湾当局怕直接封了杂志影响太大,悄悄收购了大量杂志,以求减轻文章的社会影响。

　　“十六七年前,我们都在看《人间》杂志的时候,看到了蓝博洲的《美好的世纪》和《幌马车之歌》。”很多年后,台湾导演侯孝贤在为蓝博洲撰写序言中时回忆,“那两篇东西真的是先驱。”

　　后来在电影《悲情城市》里,梁朝伟所饰演的角色在监狱中看着他的朋友们一一被带去枪决,这些年轻人临走时所唱的日文歌,正是现实中钟浩东在面临枪决时所唱的:

　　“在充满回忆的小山上,遥望他国的天空,忆起在梦中消逝的一年,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马车的声音,令人怀念,去年送走你的马车,竟是永别。”

　　写完《美好的世纪》,蓝博洲从杂志社辞职,专心投入到寻找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工作中。

　　在台北郊外、不通电话的家里,蓝博洲过起了“跟外界不大联络”的生活。他开始撰写基隆中学前校长钟浩东的故事。为此,他开着自己的二手破车跑遍了台湾南北,找到了钟浩东在基隆中学的同事,和他的遗孀蒋碧玉,与他们一一聊过。

　　他忘不了自己当年硬着头皮问她钟浩东遇难的细节。老太太说着就哽咽了,回屋拿出一封丈夫的遗书。

　　遗书是三页十行字的信,每一行字都清清楚楚的,唯有第二页的第一行字有一些涂改。

　　那一句是钟浩东隐晦地对妻子透露自己的最终结局。“我一下就明白钟浩东当时面临的情境了。”蓝博洲说,“他不能明讲,否则书信无法通过官方审查被寄出来。那一刻他心里有的波动,几十年后我还是能看到。”

　　“你想想,这些东西,我如果去写小说,怎么想得出来?这些革命者那么生活化的细节,这样的故事,为什么年轻人会不感兴趣呢?”

　　后来的日子里,蓝博洲习惯了四处漂泊的生活。他寻找当事人的脚步,也会走到台湾岛外,一路延伸到福州,延伸到云贵高原、长征路上。他认识的白色恐怖受难者,也越来越多,“就像当年特务抓人一样,循线进入”,多听一个故事,也许就又认识了一群人。

　　同时,他在台湾的家,也一直在搬来搬去——有时是监狱后的草屋,有时是山坳里的铁皮屋,直到儿女长大,才重新搬回了台北。

　　蓝博洲在大陆的朋友、《民族文学》杂志主编石一宁说起来还觉得挺稀奇:“听说他在台北,因为租房住,还是年年搬家。”

　　石一宁读过蓝博洲的所有作品,他觉得这位“台湾报告文学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差不多那样的热血青年”。

　　这些年,蓝博洲写了20多本与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有关的书,许多书中人物都是当年的地下共产党员。时光荏苒,如今,政治不再是禁忌,但民众也不再对这些书抱有从前的兴趣。

　　“我的书卖得不好,可每次总有一些独派的教授来研究,指导他们的研究生来挑我书里的小错误。”说起来,蓝博洲还有点忍不住笑,那些学生后来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看了书,被历史感动了。还好,“还没有说看了书反而去认同他们老师的思路的”。

　　蓝博洲写起故事来,笔调几乎不带感情,只是将当事人的回忆、旧的文献档案一一摆出来,呈现出时代的面貌,哪怕回忆中有矛盾的地方也并不回避。

　　“我希望你进来读,读了以后能产生自己的思考,而不是看到一个标签就全部否定……这也是上一代人希望用他们的牺牲换来的,他们没有说,这一定对,只是当时他们的认识之中,没有比这些更合乎真理的。只能说,现在那些堕落的人,实在对不起这些牺牲的人了。”

　　这么多年过去,读到笔下那些热血青年面临死亡的段落,蓝博洲还是会感到难过。

　　郭琇琮的遗孀最初一直以为蓝博洲是特务:连她儿子都不感兴趣的过去,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人主动来追问呢?

　　尽管如此,当蓝博洲找上门来时,她已下定决心要讲出丈夫不为人知的一生——哪怕是对着一个特务。那一年,郭夫人已经年过七旬,她觉得这也许是自己最后能向人讲述丈夫生平的机会了。

　　好多次,蓝博洲也会觉得“要不写完这个故事就算了”,但是往往出门和素不相识的老头老太太一通聊下来,又改了主意。

　　他觉得“一路上很充实”:“那些活着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的故事,愿意告诉你,人生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呢?”

　　因此,蓝博洲相信自己的写作自有意义:如果他不去找到这些老人,那后人如果想了解当年发生了什么,不是只能翻看国民党的官方档案?

　　而面对曲解历史的人,这些口述实录是比研究论文更有力的反驳。

　　他希望自己的书能让台湾的年轻人更有历史感,又或者能让大陆的年轻人理解台湾:看到这一百多年来台湾人的迷茫、挣扎与不断寻找出路。

　　“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些书不受重视、被排挤、写了赚不到钱,或者不能在主流媒体发表,就感到挫败。只要能在一些地方发表,换取些稿费,让我继续做下去,就可以了。”蓝博洲说,“我很清楚我所做的事情的意义。”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蓝博洲重走了一段长征路,参观了贵州的遵义会议会址,为他的下一本书做准备。说起过往的事情来,他挺平静,也挺乐呵。只有一个消息让他小小激动了一下:北京友人传来信息,说《台共党人的悲歌》现在成了畅销书。